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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秩序变迁与中国的选项
    2020年02月10日 16:4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3期 作者:唐世平 字号

    内容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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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一个大国,特别是新兴大国而言,如何与既有的国际秩序相处,如何在国际秩序的变迁中扮演恰当的角色,这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问题。一直以来,学术界既没有一个关于秩序的统一定义,更没有一个能够用来评估的基本框架。本文认为秩序是“一个社会系统内的可预测性(可预见性)的程度,而这种可预测性通常是因为在一个社会系统内部,行为体的行为、社会交往以及社会结果均受到了一定的调控。”这就意味着,只要一个社会系统出现了一定的可预测性,就可以认定该社会系统是有秩序的。国际秩序就是国际系统中的秩序,而其在时空中的变化即是所谓的“国际秩序变迁”。基于此,可以提出一个国际秩序变迁的四维评估框架。

      第一,覆盖空间和领域的广度。一个秩序可以覆盖次地区、地区或者全球等不同空间范围。同时,国际秩序还可以覆盖不同的领域。第二,秩序对权力的相对集中或者垄断。秩序内的权力分布是度量该秩序的一个关键维度。秩序内权力分布的显著变化通常会导致秩序的重要变化。第三,制度化的程度。一般情况下,制度化程度越高,秩序的稳定性就越高,拥有该秩序的体系也越和平。而制度化的程度可以从两个亚维度度量:一个是制度化的密度,另一个制度化的深度。第四,制度被内化的程度。内化的程度可以视为自觉遵守规则的程度。一般情况下,制度被内化的程度越高,秩序越稳定。

      当上述四个维度中的任一维度发生显著变化,即可以认为该秩序发生了显著的变迁。由此可见,国际秩序变迁的核心动因即秩序所覆盖区域的变化、秩序内权力分布的变化、秩序内制度化程度的变化(特别是其基石性制度的变化)。其中,制度变迁的核心动力是通过权力的选择和支持将一些特定的观念变成制度。基于国际秩序的定义和国际秩序变迁的评估框架,对1800年之后所有重要的国际秩序变迁案例进行考察。本文的论述基于两点基本认识:一是帝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国际秩序,更大程度上是国内秩序。二是秩序不等于霸权,霸权国也不一定建立秩序,至少不一定建立非常制度化的秩序。

      1815-1939:欧洲的“百年和平”与“二十年危机”

      拿破仑战争之后,1814年至1815年的“维也纳和会”确定的“欧洲协调”的欧洲国际秩序是现代意义上的第一个地区性国际秩序。但这一地区性国际秩序至少经历了以下几次冲击:1848年的革命浪潮、1854年的克里米亚战争以及“欧洲协调”的崩溃、1866年的奥匈帝国与普鲁士的战争、拿破仑三世与俾斯麦的对决和1871年德国的统一。这一秩序在1890年左右开始出现全面性的危机。对这一秩序的根本性冲击来自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遗产。

      法国大革命给欧洲乃至世界带来了两个冲击性的理念:一个是个人自由,一个是民族主义。意大利和德国的最终统一标志着民族主义对西欧的冲击达到了新的高度,之后几乎所有的多民族帝国都面临着解体的可能性,并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西(中)欧得到基本实现。不仅如此,法国在普法战争中战败和德国的最终统一意味着欧洲大陆的一对核心力量的对比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维也纳和会”开启的欧洲秩序下的和平主要靠联盟之间的权力平衡来支撑,其内部和平的主要机制是基于联盟之上的威慑。整个秩序内部的稳定与和平并没有太多的制度成分,更谈不上制度的内化。总体而言,整个欧洲系统仍旧主要是一个“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世界”,尽管它已经在向一个“防御性现实主义的世界”迈进。

      1840-1945:东(北)亚中华秩序的崩溃和日本帝国的失败

      大体说来,1840年前的东亚(特别是东北亚)国际秩序是一个以中华帝国为支点,具有高度等级性的地区秩序。当中央帝国稳定时,东(北)亚的国际系统通常是一个贸易稳定、战争相对有限的体系。经过了工业革命后的英国凭借坚船利炮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战胜清王朝,以中华帝国为支柱的前现代的东(北)亚秩序至此开始动摇。战胜清王朝后,英国依托海上优势来控制清王朝的沿海贸易。半殖民秩序在中国维持了大约50年后逐渐被日本打破。作为非西方世界中第一个初步实现现代化,同时又认定东(北)亚还应该回到一个等级国际秩序的日本是当时东(北)亚国际秩序的真正挑战者。日本构建一个以其为核心的中央帝国的新东(北)亚等级国际秩序的目标和决心变得坚定,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国际局势对日本非常有利。直到日本于1941年偷袭珍珠港之后,西方列强才开始和中国联手并最终挫败日本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秩序的野心。至此,日本自明治维新之后试图重建一个以日本为核心的东(北)亚等级国际秩序的努力彻底失败。

      东(北)亚地区在二战后分成两部分而分别被并入美国或苏联治下的东西方国际秩序之内,直到1972年中美破冰之后才逐渐被打破。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曾经试图主导东(北)亚国际秩序。但之后日本国力相对下降,随着中国国力的快速增长由日本主导东(北)亚国际秩序变得更加困难,冷战后由美国完全主导东(北)亚国际秩序的态势也变得难以维持。时至今日,东(北)亚国际秩序仍未完全定型。

      1865-1906:“美国治下的美洲”秩序的建立

      南北战争之后,美国经济开始爆发式增长。1875年美国经济总量正式超过英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1898年美西战争之后,美国实际主宰了美洲。面临多方面的威胁以及美国在美洲不可阻挡的崛起态势,英国通过将其在中美洲有限的存在转让给美国以寻求和解,其核心动因即是英国需要集中力量应对来自德国的挑战。这一大战略使得英国不仅达成了与美国的和解,还达成了与沙俄的谅解和与日本的联盟。只有在最初的和解达成之后,英美两国的文化联系以及相似的政治制度才开始发挥显著的作用。

      值得关注的是,美国在1875年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之后一直到1905年,几乎没有介入其他地区的事务,而是全心全意地建立其“美洲帝国秩序”。甚至在牢固地建立了其“美洲帝国秩序”之后,美国也并没有急于寻求其对全球性国际秩序构建的领导权。另外,这一秩序的维持并没有太多的制度因素,而主要是基于美国在该秩序中具有压倒性优势的超强国力。正因为如此,美国在美洲系统中几乎为所欲为,肆意侵犯这一系统中其他国家(特别是中美洲国家)的主权。这一状况直到21世纪才基本结束。

      1914-1945:美国主导的西欧/北大西洋秩序

      1871年德国统一之后,英国再也不是一个独立主导欧洲秩序的霸权国,而只是欧洲力量天平上最重要的砝码之一。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美国开始深刻介入欧洲事务。但一战结束后,英法仍希望由自己来主导欧洲事务,或最多由它们和美国一起平等地主导欧洲事务。尽管美国的国力已经足够强大,英法和其他主要欧洲国家并不愿意被美国领导。不过,在这一历史时期,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了影响世界的两大理念。一个是民族自决。二是集体安全。毫无疑问,在威尔逊推动下建立的国际联盟虽然以失败告终,但它所倡导的理念为之后联合国的基石性制度奠定了基础。二战后,随着美国的国力进一步提升,此时的欧洲国家(包括英法)已经无力与美国讨价还价,转而纷纷请求美国的“拯救”。1945年之后美国主导西欧秩序是“一个受邀而建立的帝国”。 

      1945-1991:“东方”秩序的崩溃与“西方”秩序的扩张

      冷战期间,西方阵营整体的经济增长大大优于东方阵营,特别是双方核心领导国家的增长。除了军事实力之外,美国相比苏联的综合国力优势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有所扩大。西方阵营相比东方阵营的综合国力的优势也是如此。而在内部团结方面,西方阵营也明显优于东方阵营。两大阵营的核心维持手段都是联盟,辅以国际组织和国际制度。总体说来,西方阵营内部的团结更加坚定,而东方阵营的内部团结遭遇多次挫折,甚至不得不多次使用武力来维持阵营存在。此外,在竞争战略方面,两个阵营都出现了战略性失误。但因为拥有更加雄厚的国力和更加稳固的联盟,美国最终渡过难关。相比之下,苏联的错误则因其国力衰落和缺乏稳固的联盟而被放大。

      以上案例覆盖了(近)现代所有重要的国际秩序变迁,揭示了国际秩序变迁的主要动因及其相互作用。尽管这些案例不能为我们提供全部的答案,但它们展现的基本经验事实为我们思考国际秩序及其变迁提供了基本的参照。第一,塑造国际秩序需要超强的综合国力,包括引领科技进步的能力。第二,国际秩序变迁不能依靠非和平手段。既有国际秩序发生显著改变至少需要同时满足两个条件:一是秩序中的核心国家出现严重战略失误或者是秩序内部发生大的灾难,导致整个国际社会认为既有秩序已经“失序”。二是现有核心领导国家国力大为衰减。第三,国际秩序变迁需要足够多的重要国家的支持。在某种程度上,二战后美国对欧洲秩序的主导是欧洲支持的结果。第四,国际秩序的塑造需要遵循从本地区到全球的路径。如果一个国家所在的地区内耗不断,它必将无力应对其他地区事务。另外,挑战其他地区可能已经存在的秩序及其重要的地区大国可能陷入困境。第五,国际秩序变迁的主导国必须能为其他国家提供有吸引力的思想。基于这些思想的制度还必须能够确实改善其他国家的某些福利。如果不能提供有吸引力的思想,一个国家再强大,其对国际秩序中的制度影响可能也是有限的。特别是对当下的国际秩序变迁而言,这一点尤其重要。

      除此之外,历史案例还给予我们以下启示。其一,任何一种秩序的建立和维持都是需要成本的。对于秩序中的核心国家来说,秩序所带来的并非都符合其自身利益。其二,基本稳固的国内支持是主导国际秩序变迁的必要条件。其三,正确的大趋势研判是必要的。任何行为体要想在国际系统这样一个复杂系统中赢得优势,必须对系统中的大趋势,特别是涌现性的大趋势有大致正确的判断。对未来国际秩序变迁的趋势判断还有几个关键变数。一个是特朗普之后的美国向何处去?另一个关键变数是欧洲的走向。再者,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大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能否保持强劲的经济增长和政治发展,并且积极参与到国际秩序中的制度制定过程中,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国际秩序中西方与非西方权力及观念的相对比例。

      基于前文的理论建构及其对未来趋势的研判,中国在推动国际秩序变革中的可能选项应观照到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第一,努力打造超强的国力、领先的科技水平,争取广泛的国际支持。对中国而言,其首要任务之一是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努力成为技术创新领先国家,实现国家的全面现代化。除了科技和经济创新的体制机制亟须改革,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也亟须通过创新机制,为世界贡献更多惠及全球的社会科学知识,以塑造中国的“知识领导力”。

      第二,正确评估改变和维护国际秩序的成本与风险。中国追求的不是对既有国际秩序中基石性制度的挑战,而是通过合作和磋商进行渐进式的、能够给发展中国家及美国等发达国家同时带来效益的变革。中国应全面评估各方面的成本与风险,避免陷入“战略过于扩张”和“战略透支”。

      第三,正确的国际身份定位。推动国际秩序向更加公平、合理、平等的方向变革,中国要从全局和整体上关注国际秩序的变革,而不仅仅是关心自身的国际地位。在具体制度的变革上,中国不应大而化之地讨论“制度之争”,而应将重心放在提供解决方案上,同时应在学习中不断完善对制度的认识,从而做到制度的不断创新与变革。

      第四,东亚优先。即便困难重重,中国也需要优先经营东亚地区。与此同时,中国还应继续推动区域间的协调和合作特别是与欧洲(欧盟)、非洲、中亚、拉丁美洲这几个关键地区的协调与合作。中国还应清醒认识到,只要地区内的国家不能够实现它们之间的基本和平,任何该区域外的国家都难以有太大作为,中国恐怕也不例外。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3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陈茜/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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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唐世平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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