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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现代政府治理能力与智能社会的相适性 ——社会治理智能化视角
    2020年02月11日 11:14 来源:《理论月刊》2019年第3期  作者:杨述明 字号
    关键词:现代政府/治理能力;智能社会;相适性

    内容摘要:现代政府治理重要的社会背景是智能社会,是科技创新驱动的社会形态,这样一种社会背景,对现代政府治理能力自然提出了新时代的挑战。要提升政府治理应对智能社会的能力,首先必须认识其运行规律,掌握其生成与发展的社会特征,同时要明确与智能社会相适应的政府治理能力结构。唯有此,才能找到提升政府治理能力以及发挥好政府治理功能的途径。

    关键词:现代政府/治理能力;智能社会;相适性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现代政府治理重要的社会背景是智能社会,是科技创新驱动的社会形态,这样一种社会背景,对现代政府治理能力自然提出了新时代的挑战。要提升政府治理应对智能社会的能力,首先必须认识其运行规律,掌握其生成与发展的社会特征,同时要明确与智能社会相适应的政府治理能力结构。唯有此,才能找到提升政府治理能力以及发挥好政府治理功能的途径。

      关 键 词:现代政府/治理能力/智能社会/相适性

      作者简介:杨述明(1961- ),男,湖北保康人,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湖北武汉 430077

     

      人类历史走进新世纪,世界整体都发生了根本变化。这一变化源自第四次工业革命——智能革命,一种以全新和多学科发端交融并深度影响人类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安全等领域的新科技革命。在这样一场史无前例的科技革命浪潮涌动下,人类社会的种种元素尤其是核心要素,无不随风而动、因波而变。自然,其中作为社会运行重要主体的政府必然会受到全方位的深度冲击,其组织体系、功能形态、运行方式以及能力结构等方面,无不以“现代化”的新面目而展现出来,并且呈现出鲜明的不确定性,似乎一切都还在变化之中。这种特殊时代的社会形态,正是当下政府所要面临的社会背景,学术界多称之为“智能社会”。本文依据智能社会当下“窗口期”所展现出来的特征,试图探索其主要元素与现代政府治理能力之间的必然联系,揭示现代政府治理能力的时代内涵与特征,从而找到未来构建政府治理能力结构、提升治理能力水平的新途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世界正处在新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交汇点上。随着信息化、工业化不断融合,以机器人科技为代表的智能产业蓬勃兴起,成为现时代科技创新的一个重要标志。”[1]以信息技术、智能技术在人类生产生活中的广泛渗透应用为特点的智能社会,正在向我们扑面而来。这种“智能社会是工业社会与信息社会广泛深度融合、技术全面更新换代、产业系统升级、经济社会结构深刻调整演进的新的经济社会发展形态,融合、协同、共享、共治是其鲜明特征”[2]。同时,这种智能社会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又是一脉相承的,它孕育于工业社会、发展于信息社会、塑造未来社会,必然成为未来社会结构的主要形态[3](p12)。人类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智能社会一路走来,从公共治理理论角度看,身处其中且发挥主要作用而同时又受到剧烈冲击的必然是政府这一主要公共部门,无论是历史上的工业社会,还是当下的信息社会,概莫能外。由此可以肯定地认为,现代及未来的智能社会同样莫不如此。其实现实社会种种迹象已经充分凸显了这一特征,智能社会所展示出来的主要因素已经开始改变着政府,甚至有些方面正发生着颠覆性变革。

      第一,大数据成为现代政府运行的重要基础性资源。纵观近代以来社会的发展历史,智能社会发端于信息社会——人们把信息或者又称之为“数据”作为知识经济资源时代。当这种信息资源后来搭上了互联网,其巨大的资源能量得到了初步显现,再进一步结识了计算机、拓展到物联网、触及众多科技和产业领域之后,其性质就发生了根本改变,所谓“大数据”成为人类社会当今最为重要的战略资源和驱动力量。因此,大数据改造着人类社会的组织结构和行为方式,将人类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活动的现实社会场域扩展到虚拟空间,重构着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体等行为主体的行为模式及其关系[4](p46-56)。2017年12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进行第二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大数据是信息化发展的新阶段。随着信息技术和人类生产生活交汇融合,互联网快速普及,全球数据呈现爆发增长、海量集聚的特点,对经济发展、社会治理、国家管理、人民生活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要建立健全大数据辅助科学决策和社会治理的机制,推进政府管理和社会治理模式创新,实现政府决策科学化、社会治理精准化、公共服务高效化[5]。由此看来,大数据对于人类社会进步和政府治理提升的重要性是逐步形成、多方位体现出来的,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同时也是现代政府治理内在需要的推动。首先,大数据是现代政府重要的基础性资源和决策支撑。大数据具备容量大、全领域、运行快、关联性强和应用价值高等基本特性,可用于政府准确分析和具体把握社会运行状态、经济运行状况等一切政府功能所涉及领域,以及对有关当前与长远、必然与偶然、条件与结果、孤立与联系、显性与隐性等全方位内外联系判断与掌控,简单地说,就是有利于政府在国家治理、社会治理体系中发挥中心、主导作用。从这一意义上说,大数据是现代政府治理最为重要的基础性公共资源。其次,大数据是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新途径。毋庸置疑,现实中大数据已经成为政府公共服务与管理一切公共活动的灵魂,对于大数据的理解、掌控、运用成为政府及公职人员的基本能力,在大数据配置基础上进行政府公共治理成为常态。同时,大数据还是推进政府功能转变的驱动力量。相对于传统政府治理而言,大数据就像一根魔杖一样在驱赶着政府不断转换职能、转变方式、提升能力。大数据时代对政府的基本要求就是透明、开放和回应,现代政府必然是全方位受到公众监督的政府,是不断满足公民各种需求的政府,是高效、负责回应社会的政府。因此,大数据对于驱动政府的压力、动力显而易见。

      第二,互联网成为政府运行重要的链接工具。在智能社会,互联网是最基础的技术设施,它是数据流动的通道、传输交流的管道、虚实社会交互的枢纽,同时更是政府、社会、市场、公民等各种社会主体间的链接工具。随着互联网科学技术应用的深度推进,人类在新世纪初发明了“互联网+”这种模型之后,互联网因此而成为人类社会基本的活动场域,无论虚实都可以和它进行嫁接,并由此而拓展开来,甚至可以无穷无尽。特别当互联网与物理信息系统(CPS)、云计算、万物互联、万物感知、人工智能等科技融合之后,其功能被一次又一次地放大,把智能社会不断地推向深度。自然,在这一系列智能社会演化过程中,作为国家与社会治理重要主体,政府又连接着社会、市场、公民的,毫无悬念地成为互联网世界最为重要的角色,一方面深受互联网以及智能科技因素的深刻影响,一方面又必须充分运用互联网这一工具实现其基本功能、履行治理社会的重要职责。政务平台及其运行就是政府运用互联网最集中的标志和载体。根据国务院办公厅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办公室发布的《2017年第四季度全国政府网站抽查情况通报》显示,“截至2017年12月1日,全国正在运行的政府网站24820家。其中,国务院部门及其内设、垂直管理机构政府网站1961家,省级政府门户网站32家,省级政府部门网站2435家,市级政府门户网站541家,市级政府部门网站14611家,县级政府门户网站2748家,县级以下政府网站2492家”[6]。如此大规模的政府门户网站,从一个侧面表明了现代政府治理过程中互联网影响的深度,再加上千千万万各种类型的专门政务、专业服务网络平台,政府在充分运用互联网强化功能、提升能力方面拓展了更加广阔的空间。

      第三,云计算成为政府运行重要的集成中枢。云计算技术及产业是大数据、互联网、计算技术、人工智能高速发展与深度融合的产物,更是智能社会发展的内在必然。根据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的定义,云计算是一种利用互联网实现随时随地、按需便捷地访问共享资源池的计算模式。计算机资源服务化是云计算重要的表现形式,用户可以根据其业务负载快速申请或者释放资源,并以按需支付的方式对所使用的资源付费,在提高服务质量的同时降低运维成本[7]。时至今日,云计算及其产业与其说是一种技术进步,不如说它是技术进步带来的发展、服务模式的变革,甚或已经演变成为一种重要的经济社会构成。云计算及其产业在世界各国首先是由政府推动的,尤其是美国、欧盟、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它诞生之初就和电子政务紧密相连,到目前为止,云计算与政务结合可以概括如下特点:政府能够将政务大数据以共享资源池的方式进行集中统一管理,运用相应智能技术将有关数据分配给指定用户,并可以实现按需分配,以程序化自动的方式提供政府职能所涉及范围的大数据资源;政府可以结合互联、物联技术运用,实现各种终端设备随时随地访问政务云和政务平台,提供各种政务服务,接受社会民众监督,采纳社会公民民意,最大限度地实现政务公开,建设公开、透明、高效、法治、民主的政府。各种类型的“政务云”不仅在政府体系再造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智能城市、智能社区等政府治理的主要领域同样成为中坚支撑力量。

      第四,物联网成为政府运行重要的交互系统。物联网,英文叫“Internet of things”,顾名思义就是“物物相连的网络”。技术上就是当射频识别、感应器件、卫星定位系统、激光扫描等信息传感设备装配到现实物理世界的各种物体上,所有人类所需信息就可以以各种形态转换为数据上传至网络,汇聚到云资源池,现实中一切物体和事件都被赋予“智能”,这样虚实两界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就连接为一体,从而在智能社会实现了万物互联。智能社会是万物互联的时代。在这样一个社会,人、物、数据和秩序由互联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实现人类社会人与人、人与物以及物与物之间的互联,感知无处不在,联结无处不在,数据无处不在,计算无处不在,与人类相关的所有行为都将在有意和无意之间留下完整的记录,社会的生产工具、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将在不断地学习、演化和习惯养成中得到重构。智能社会是融实在社会与虚拟社会于一体的时代[3](p13)。政府治理领域的万物互联因此成了智能社会重要特征,在物联网的支撑下,政府行为与万事万物相联系,人类社会与物理空间各种信息数据可以无限地接通到政府数据资源池,使政府治理的视域得到极限放大,极大地提升了政府治理的精准化水平与精准治理能力。

      第五,智能化成为政府运行重要的拓展空间。有学者认为,现实社会及未来一定历史时期尚处于智能社会“窗口期”。事实上,智能社会的主要元素其实已经深度进入当今社会,人们的生产生活无不与智能元素紧密相连。毫无疑问,现实社会已经是一个能够实现万物互联的社会,已经是一个离不开大数据资源支撑的社会,是一个正在依赖着高效能计算而运转的社会,是一个多种科学技术领域突破性成果不断惠及公民的社会,是一个正在逐步走向全面智能化的社会。就政府公共治理所涉及领域,在互联物联、大数据、云计算与正在兴起的人工智能不断融合的基础上,智能经济、智能金融、智能教育、智能医疗、智能健康、智能能源、智能交通、智能养老、智能公共服务、智能监管体系、智能社区、智能城市等等领域新面孔不断展现,无不将现代政府治理推到智能化公共治理的最前沿,“智能政府”与“现代政府”几乎成为同一名词。由此而带来的社会运行也同时发生重要变化,“智能社会的主要特点是大网络促进社会进一步扁平化,大数据导致社会资源形态进一步智能化,大平台催生虚拟空间产业公地,大制造重构传统经济形态。融合、协调、共享、共建和共治的智能社会正在形成”[8](p31)。毋庸置疑,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政府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都将面临巨大的考验与挑战。

      就上述观点推演开来,现代政府面对的人类社会已经发生了深刻变革,传统的政府治理理念、治理结构、治理方式和治理能力面对智能社会则相形见绌,转变政府职能、调适政府结构、提升政府能力无疑是摆在现代政府治理面前的首要课题。本文基于现代政府能力与智能社会内在联系,围绕智能社会背景下实现政府治理现代化,认为现代政府治理能力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社会治理主导与协同能力。张康之在其著作《合作的社会及其治理〈导论〉》中认为,在这个正在迅速向我们走来的历史阶段中,我们看到的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未有过的多元化、个性化、开放性、流动性等新特征,特别是社会生活中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正在重塑人的行为模式,使工业社会中处于统治地位的竞争—协作行为模式失去合理性,进而,建立在这种竞争—协作行为模式之上的制度以及整个社会治理模式的合理性也正在丧失。我们认为,在人类社会新的历史阶段中,日益获得合理性的人的行为模式将是合作,它将取代竞争—协作行为模式在工业社会中的地位,并要求我们在合作的基础上去构想新的制度和新的社会治理模式[9](导论p7)。张康之在此提出的社会新特征,其实就是智能社会现实呈现,提出的合作治理模式就是建立在智能社会数据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技术基础上,以及扁平化、多元化、个性化和开放性的性质基础上的共治。因此,智能社会治理的模式,历史地转变为十九大提出的“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这是对我国社会治理历史实践的深刻总结,也是对新时代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的新目标、新要求。“共建共治共享”格局体现了对智能社会运行规律的认识和把握,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主题定位。这一格局基本特征集中在一个字“共”。所以,设计社会治理模式,逻辑上务必从“共”字展开。“共建”指社会治理主体共同参与社会建设,“共治”指社会治理主体共同参与社会治理,“共享”指全体人民共同享有治理成果和发展成果。十九大进一步明确,“共治”就是在党委领导前提下,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民参与的协同合作的治理模式。在“共治”体系中,要特别注重政府主导地位,不能丢掉政府负责的功能;要特别注重社会组织协同参与治理的重要作用,激发其社会责任感和推进社会进步的活力;要特别注重人民群众参与社会治理,落实人民当家作主的主体地位,实现人民对于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和个人价值实现的愿望。这里不难看出,政府不仅要担负主导社会治理的关键主体责任,还要协同各方有效、有序地参与社会治理,这对于现代政府来说,其实就是对新时代政府治理能力所提出的新要求。

      第二,政府组织变革与再造能力。智能社会背景下的政府组织,面临着比工业革命、信息革命时期更为深刻的一场历史性变革,这一次变革客观上与历次一样,科学技术进步依然是最深刻的动因。大数据、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以及人工智能等新科技革命,改变了政府组织赖以存在的社会组织结构与运行方式,改变了政府治理地位、作用、手段与方式,改变了政府公共治理的领域、基础、制度与体系,改变了政府行政权力结构、关系和体现形式。智能化的技术变革既是推动政府组织变革与政府再造的直接驱动力,又是现代政府治理资源、条件、工具和手段,更为政府实现“善治”目标的重要取向。汪玉凯认为,这一次“互联网+”信息化浪潮(实质就是智能革命)是以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为特征,政府催化变革,大数据为政府升维。“互联网+政务”将改变政府存在形态,将为政府治理现代化提供强大支撑,是政府治理的历史性变革[10]。这一次政府组织变革与再造远非传统政府再造理论所能够阐释,而是基于科技全面进步的智能社会,基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大格局、大变革的历史时期。这一次的政府组织变革与政府再造,将带来公共部门管理领域的巨大变化,引发一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深刻革命。因此,与智能社会相适应的现代政府治理能力,从一定意义上讲,其重要的历史意义主要就体现于此。

      第三,政府科技管理与创新能力。从大历史观看,现代化的历史本质上就是科技创新和进步的历史,近现代社会的每一次重大变革都与科技的革命性突破密切相关。科技是最具革命性的关键力量,深刻影响和改变着民族的兴衰、国家的命运,中国的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11](p6)。当今世界科技创新驱动已经远非工业领域和经济领域,而是从近代信息革命开始就触及社会领域,走到大数据、互联网、物联网和人工智能阶段,已经全方位、深度地改变着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甚至迅即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由此而推动学术界对公共管理理论进行了拓展思考,政府创新管理理论应运而生。按照这一理论,科技创新不只是政府的一项工作任务,而是政府基本职能之一,是政府属性的本质要求。政府创新管理将科技创新与政府自身创新高度结合起来,围绕核心要素触及各领域,诸如创新空间、创新类型、创新动力、创新计划、创新支持、创新人才、创新环境、创新制度、民主政治、法治政府、法治社会、政府再造、资源获取、国际流动等方面。按照十九大的战略安排,未来中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用15年的时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然后在此基础上,再用15年,到21世纪中叶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这一新的历史阶段,中国现代化面临的远不只是传统“四化”提出时以及后来的社会背景,也不完全是西方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世界格局,它恰逢的是一个崭新的、复杂的、以智能革命为主导力量推动的智能世界和智能社会[3](p12)。因此,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政府科技管理与创新能力必然具有决定性意义。

      第四,治理功能拓展与提升能力。在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前提下,实现政府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最根本的就是其功能的定位、拓展以及实现功能的能力提升。就目前政府治理体系与能力的现状来看,其功能拓展与提升能力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功能自动转变的能力、功能调适性拓展能力和功能内生力量提升能力。所谓自动转变能力,就是指政府顺应人类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安全以及主要外部环境变化而主动转变其内在功能的能力,这种转变可能是局部范围、变动幅度较小的量变,也可能是整体的、全面的、变动幅度较大的质变,不管哪种转变模式,政府能够主动掌控。所谓调适拓展能力,就是指政府在国家治理、社会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围绕治理内容、目标、过程、工具和手段等要素能够有序地持续推进并不断接近和实现其“善治”目标,以及主动地与其他治理主体展开协同、合作、博弈等方面的能力。所谓内生力量提升能力,就是指政府组织体系、制度体系、运行体系、评价体系、保障体系以及人才、资源等各种要素支撑体系构建与再造能力。面对智能社会所展现出来的各种不确定性特征,时下政府治理的这三种内在能力又将以若干形态外延拓展,诸如虚实社会一体协同治理的宏观掌控能力、大数据资源开发利用能力、互联网与政府功能对接拓展能力、以云计算为主要形式的集成计算技术利用能力、智能理念和技术与政府公共领域管理结合能力以及推进法治政府、民主政府、阳光政府、效能政府的构建能力等。这一系列拓展能力在智能社会有可能就像细胞分裂一样,其速度之快、形式之多样,现实社会条件下还具有不确定性,需要政府组织及其公职人员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不断地转变行政理念、提升内在功能能力。

      凡历次科技革命的大致路径,都是从某一技术领域突破,从而引发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然后再引导学术界、经济社会各方面对科技进步进行总结反思,并对所产生的各种问题加以矫正,从而形成较为系统的科技、经济、社会、政治等全方位“事后”应对的理论体系。因此,我国在智能社会走向纵深之前,在高度关注科技进步的前提下,还要高度关注智能社会建设与治理的预判、规划和顶层设计。虽然社会变革不一定按照人类主观愿望而运动,但是充分的思想、行动、预案准备一定会避免许许多多羁绊和不期而至的严重后果。毋庸置疑,智能革命对世界和我国带来的影响程度之深前所未有,其不确定性和风险性前所未有。人们普遍对智能社会尚缺乏基本认识,多是焦虑和隐忧。因此,当人们在对未来同时充满期望和担忧的交织状况下,政府的功能就会自动成为一种稳定器。由此可以坚定地认为,建立与智能社会相适的现代政府治理体系,尤其是在智能社会端倪出现时期是何等重要![3]但现实却并非如此。《未来简史》作者尤瓦尔·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忧愤地说:“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热议重组互联网的可能,但错过了在一开始干预的时期,现在木已成舟,要改变现有制度就难上加难。此外,等到笨重的政府终于下定决心进行网络监管,互联网早已又演变了10次。政府这只乌龟,永远追不上科技这只野兔,就这样被数据压得无法动弹……,在未来几十年间,我们很可能还会看到更多类似互联网的革命,而科技会抢走政治的所有风头。人工智能和生物科技可能即将彻底变革人类社会和经济,甚至是人类的身体和心智,但当前的政治对此却几乎毫无警觉。”[12](p341)虽然赫拉利带有一些情绪化倾向,但面对新一轮全领域、系统化、深度而迅猛的智能革命,政府高度的警觉性和科学的应对之策是决定新时代社会发展走势甚或命运性质的重要力量。

      第一,认识把握智能社会基本运行特征。智能社会虽然是工业社会、信息社会高度融合发展而形成的社会形态,依然承载着人类社会运行历史的基因,但它的确具有鲜明的新特征、新规律。在此社会背景下,现代政府实现良好治理,首先必须认识把握其基本规律,并具有认识规律、掌握规律、遵循规律治理社会的基本能力。从智能社会“窗口期”所初步显现出来的特征分析,智能社会内在运行规律大致体现在四个方面:(1)科技创新是智能社会经济、社会发展运行的基本驱动力。对此,社会各方面虽已形成普遍共识,但是把科技创新作为社会运行的基本驱动力,人们认识还没有达到充分程度,还没有看到智能社会对于未来人类社会颠覆性改变的趋势。所以,政府既要看到智能革命对于经济发展、科技进步的意义,更要关注对社会、政治、文化、生态、安全诸多领域的深度影响。(2)智能社会经济、政治、社会形态产生新变化。事实上,共享经济、平台经济以及数字经济已经为我们展示了智能经济的新形态,已经正在改变世界经济结构体系,这是政府治理首先面对的新规律;智能社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平台化驱使着政府治理体系必须走向扁平化、网络化、多元化,政府治理必须实现开放治理、阳光治理、依法治理、民主治理、高效治理;智能社会演变为虚实两界,深度改变社会组织形式和运行方式。在万物互联、全面智能的条件下,物理世界、信息空间、“人的网络”三者高度融合,社会呈现出系统、整体和全面智能化的形态。(3)不确定性和风险性明显增强。智能社会虽然是在工业社会、信息社会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一种社会形态,但是由于其周期短暂、来势迅猛、影响深刻和覆盖全面,几乎在不经意中,改变了我们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状态。更重要的是我们似乎还不太熟悉信息社会的模样,无人飞行器、无人汽车、机器人、量子通信、新生命科学等等智能革命的火焰却正在熊熊燃烧,人们一下子被带到要和机器人相处的时代。人们无法真正弄清楚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未来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当前,人们普遍对智能社会的风险深深担忧。首先安全性已经成为全球最头痛的问题之一。大数据战略资源的抢占、智能武器的轮番竞赛、个人隐私全裸、网络攻击战场、社会风险技术智能化等,无一不是我们当前正面临的智能社会风险[3](p18)。(4)全球一体化趋势强劲。智能社会必将一网揽尽全球,人类社会的一切活动都将在智能革命带来的新一轮全球一体化浪潮中被冲得七零八落,地域性、文化圈和历史传统藩篱都会被万物互联、人工智能以及新的生产生活方式抛到脑后。因此,智能社会全球化的必然趋势,就是打造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因为我们都是世界万物互联中的一个节点,谁也离不开另一个节点。

      第二,科学构建相适性的现代政府治理体系。如果从政府功能角度出发,应对智能社会的现代政府治理体系应主要体现五个方面原则:(1)坚持发展优先原则,将推动科学技术进步与智能经济发展功能高度地融合统一,充分发挥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按照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目标,依靠科技创新驱动,走一条高质量发展之路。(2)坚持基础同步原则,将现实社会的基础设施与虚拟社会的基础设施公共建设功能高度地融合统一,更加注重支撑智能社会运行的共性技术以及基础设施建设,充分发挥政府创新驱动基本功能性作用,在量子通信、万物互联、空间网络、超级计算、人工智能以及智能能源、智能生态、智能城市等领域长远规划、科学设计、推进实施。(3)坚持以人为本原则,将智能经济技术服务与政府公共服务功能高度地融合统一,围绕打造服务型政府目标,改革政府组织体系、打造智能服务平台、延伸智能服务领域、提供优质智能化服务,最大限度地运用公共服务推进社会实现善治。(4)坚持优质效能原则,将宏观统筹指导监管与具体操作功能高度地融合统一,把握经济社会运行轨迹,运用大数据、互联网等工具科学实施宏观监管,运用各种数据资源、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细化监管内容,实现经济社会良性运行。(5)坚持协同分工原则,将权力机关相关社会治理职能与政府行政职能高度地融合统一,切实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法治保障、公众参与的治理体系和“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

      第三,营造现代政府治理政治社会环境。政府是国家治理、社会治理体系中主导力量,但不是唯一,需要具有协同、合作和有序的良好政治社会环境。在智能社会背景下,政治社会环境具有不同的内容:(1)需要建立法治社会环境,强化立法制度建设,健全完善法律体系;强化法治观念,增强法制意识,培育法治环境;强化执法守规,建立社会诚信,规范社会秩序。(2)需要建立崇尚科技知识的社会环境,突出大数据、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科技知识,加大政府普及科技知识力度,提升全民科技知识水平。(3)需要建立公平、正义、民主社会环境,在更加注重虚拟社会治理的基础上,顺应网络社会的特点,坚持一手抓建构、控防,一手抓引导、疏导,在推进政治社会民主进程中统揽社会治理大局。(4)需要建立完善、健康的经济社会组织,充分发挥社会参与治理的作用,弥补“政府失灵”的困局,打造政府治理与经济社会组织协同共治。(5)需要建立智能社会主要领域系统体系,诸如智能教育、智能健康医疗、智能养老、智能交通等,特别注重智慧城市、智慧社区建设,最大限度地构建智能社会要件。凡此等等,既是现代政府治理的政治社会环境,也是推进智能社会建设与治理的具体行动。

      第四,全面提升政府与公职人员基本能力。习近平总书记“两会”期间,在参加广东代表团审议时强调指出,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在此,习近平总书记特别把发展、人才和创新上升到同一高度,并从“要务”“资源”和“动力”三个方面阐述了它们的关系。对于国家治理如此,政府治理同样遵循这一规律。其实,政府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制度建设固然重要,但最根本的还是人的因素,还是各级各类政府公职人员科学行政、高效行政、理性行政的素养和能力。这一结论,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明确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加快知识更新、加强实践锻炼,使专业素养和工作能力跟上时代节拍,避免少知而迷、无知而乱,努力成为做好工作的行家里手。适应新一轮科技和产业变革迅猛发展的态势,全面贯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新思想、新理论、新战略,团结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在创新发展中迈出新步伐,各级领导干部作为关键少数人无疑须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13](前言p11)。有学者认为,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14](p11-15)。就智能社会而言,互联网还只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样还有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量子通信、人工智能等不断改变着人类社会的新科技、新领域。由此而推理出一个重要的结论,那就是新时代、新征程、新科技、新社会已经正在考验着当代政府治理能力。这是智能社会给当代政府严肃提出、政府又必须面对的重大历史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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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杨述明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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