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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萃】道—象—器:形式话语的本体阐释
    2020年01月14日 15:20 来源:《中国文学批评》2019年第3期 作者:樊宝英 字号

    内容摘要:中国古代文论虽然没有“形式”之名,但却有“形式”之实。长期以来,受“言志”“载道”主流话语模式的影响,中国古代形式话语向来不受重视。如何立足本体阐释,回归中国古代文学语境,梳理形式话语的历史生成,反思形式话语的逻辑形态,以便为建构中国文论话语体系提供可资借鉴的美学智慧,已变得十分必要,并有许多有待拓展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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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

      中国古代文论虽然没有“形式”之名,但却有“形式”之实。长期以来,受“言志”“载道”主流话语模式的影响,中国古代形式话语向来不受重视。如何立足本体阐释,回归中国古代文学语境,梳理形式话语的历史生成,反思形式话语的逻辑形态,以便为建构中国文论话语体系提供可资借鉴的美学智慧,已变得十分必要,并有许多有待拓展的空间。

      一

      从历史源流来看,“言志”“载道”固然是中国古代文论的主流话语,但就思路言域而言,仍存在着一条可供挖掘的形式话语脉络。

      如果追本溯源的话,盛行于殷周时期的甲骨占卜,作为较成熟的原始巫术文化形态,就已经孕育出先秦重“文”的审美形式意识。伴随着巫术文化向礼乐文化的转换,“文”的内涵不断延伸,呈现出多向理解,但核而论之,“文”之讲究辞采、注重交错、凸出章法的形式意蕴,被积淀下来,并成为中国形式话语的基型。

      中国古代文论在“言志”“载道”等话语之外,仍存在着一条源远流长的形式话语脉络。从先秦重文、魏晋崇采、隋唐尚格到宋元明法、明清辨体,都是从形式的角度,对文学文辞特征和结构特征进行一种感受分析与理性把握。中国古代形式话语,不但资源丰富,思想深刻,而且还别具一格。所有这些,都引发我们对中国古代形式话语形态的本体阐释。

      二

      古代形式话语形态的本体阐释有着本民族的文化立场和哲学原点,其思考方式完全不同于西方的思维范型。方东美曾致力于中西形而上学的比较研究,将西方的思维方式称为“分离型”思维,而将中国古代的思维方式称之为“机体主义”。中国的思维模式是“一分为三”,其表现形式往往是天人合一,主客统一,亦此亦彼,互融互摄。据此,庞朴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与研究。他从“道”“象”“器”三者关系入手,创造性地使中国传统文化呈现出“道—象—器”的隐性逻辑形态。

      就“道”而言,作为宇宙万事万物的本根,不单单是内容意蕴的问题,而且更具备了一种形式的内涵。它既是一个变化的过程,又是一个秩序的结构,所以“道”这个范畴为中国古代文学形式话语提供了形而上的依据。中国的“道”,既具有无限的概括力和涵盖面,又具有概念图式的原型性质;既具有程式化之特色,又具有演义性之功能。这样就从根本上熔铸了中国古代艺术家掌握世界的心理欲求和构形能力。

      就“象”而言,一方面来自对外界物象的模拟,是“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结果。另一方面它又不仅仅是对外界事物的简单摹写,而且还包含着作者的感受和创造,是“观物取象”的结晶。“象”处于“道”、“器”之间而具有了中介的结构性关系,属于一种“异质同构”的心理形式。中国的“象”不像希腊那样以矛盾的原则追求两极的明确与清晰状态,其可贵之处在于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过渡中表现为无以名状的成形过程。

      就“器”而言,主要表现为技艺层,体现出形式美的内在规律,诸如形、术、格、法、式。文学创作不单单是凭才情机遇,偶然迸发,而是须有成规可依,正所谓“文场笔苑,有术有门”。这些规范一旦建立,便成为文学创作和文学鉴赏的统摄,具有一种森严而不可犯的强制力。

      基于“一分为三”思维模式形成的道—象—器逻辑构架,其自身不但形成一种条而贯之的整体,而且相互之间互融互摄,对待互补,显示出共生共荣的大生机。在这种互涵致思方式的统摄下,中国古代形式所呈示的结构关系不再是内容与形式所体现的单一的二元对立关系,而是多元之间通过“异质同构”所达到的“完形”结构。

      中国古代美学强调文学作品的整体运思,视美为一个内外结合、表里兼该的整体营构。艺术的创造既是对外在实相的模写和映照,也是对主体生命的灌注和充盈,同时还是对统摄心物、化育万有天地之道的领悟和启示。对于文学作品而言,这种审美结构则表现为“言—象—意”的层深建构。中国文论尤其张扬“象外”“言外”说,在中国文学艺术世界之中,一首小诗虽是人心所得,看似平淡无奇但却印证着天地精神。中国艺术家往往不注重有声、有形、有色的艺术表现,而是更加注重通过有声、有形、有色的艺术表现,传达出那种无声、无形、无色的艺术层深境界。

      艺术作品的内在结构正是通过道—象—器之间诸多因素的互补、交替、对立甚至相反而产生的一种无形张力。因此,以道—象—器作为中国古代形式话语的逻辑构架,既可以更好地透视古代形式话语的美学意蕴,也可以为当代文学理论与批评话语建构提供启迪性智慧。

      三

      通过历史的还原和理性的审视,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文论具有自己独特的形式话语。其基本形态是建立在“一分为三”思维模式之上的一种阐释范式,旨在以“道—象—器”为逻辑框架,以语言结构为中介,阐发文本意蕴,确定文学美以及为什么美。这种立足民族立场和方法的“本体阐释”对于我们当下的文学批评仍具有可操作性的参照价值。

      一是文学批评应凸显文学形式的中介功能。古代形式话语的本体阐释,意在道—象—器三维统摄之下,一反道统和抒情文论的理路,打破内容形式的二元对立,力主透过语言形式中介把握文学文本的审美意蕴。由于一直生活在道胜于文、质胜于文的强势文化语境里,我们的文学批评失去了形式冲动,往往是绕过形式、直奔主题。只谈内容不谈形式,不能称为严格意义上的现代批评,现代批评必须以形式代码中介,来触摸意识形态的蛛丝马迹。

      二是文学批评应该进行细致的形式分析,追求感性与理性之间的张力。受传统整体直观思维模式的影响,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偏重于一种感悟式批评,缺乏对文本进行细致的形式分析。中国古代形式话语的本体阐释,必须寻求感性与理性之间的张力,必须把这种美感予以分解化,予以证实化,从而确证美之所以美的真正所在。

      因此,文学批评首先面对的是文学文本,必须依靠批评者自身的体验感悟和生发创造。但同时文学批评还要传达美感,确证美感,还需理性的细密分析,否则会导致“过度的诠释”。文学批评理应做到艺术化和科学化的统一,这正是古代形式话语本体阐释所提供的美学智慧所在。

     

      (作者单位:浙江外国语学院中国语言文化学院。《中国文学批评》2019年第3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韩卓吾/摘)

     

    作者简介

    姓名:樊宝英 工作单位:浙江外国语学院中国语言文化学院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赵明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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