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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不平衡发展到平衡发展 发展中的“消费悖论”及其超越
    2020年02月11日 08:09 来源:《社会学评论》Vol.8 No.1, Jan.2020 作者:王宁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作者 | 王宁(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

      内容提要:在从传统农业国向现代工业国转变的发展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均面临资源约束的问题。在这种条件下,消费往往被当作是发展资源的挤占者。相应地,许多发展中国家采取了抑制消费的不平衡发展政策。这种抑制消费的政策在先期发展阶段有助于把有限的资源向工业化集中,从而促进发展。但它也埋下了发展的隐患:先期阶段有助于发展的抑制消费政策所留下的后遗症,构成随后阶段的经济增长的阻碍。当发展到了需要依靠居民的消费来拉动经济增长的时候,居民的消费却无法充分胜任这一角色。这种情形,就是发展过程中的“消费悖论”。要克服“消费悖论”,必须及时启动不平衡发展政策向平衡发展政策的转型。但是,在那些不平衡发展的政策效用延续空间弹性较大的国度,这种转型往往会滞后。而促进这种转型的一个途径,是提升居民权利。而居民权利的升级,则与社会结构的演变有关。

      关键词:不平衡发展;消费悖论;消费传统性;政策效用延续空间;权利升级

      一、问题的缘起

      自1997年爆发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扩大居民消费便一直成为中国扩大内需以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二十年过去了,尽管消费在经济增长中发挥着不可缺少的作用,但它并未起到其所应尽的作用(徐文舸2017;刘哲希、陈彦斌2018)。随着当下出口贸易增速的下降和投资市场的缩小,消费被赋予更大的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以往那种消费与投资的失衡,有必要再平衡(Ma,et.al.2018;Pettis2013)。那么,消费与投资如何才能再平衡?消费在中国经济增长中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吗?这是一个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在这一方面,不少经济学家已经做了探讨(如:Ma,et.al.2018;Pettis2013)。但鲜有社会学者参与这种讨论。其实,关于消费与生产(投资)的关系,涉及更深层的消费与发展(或消费与现代化)的关系(Belk,1988; Campbell,1987; James,1993; Sklair,1991; Weber,1976)。它既是一个经济学问题,也值得从社会学角度去分析。

      中国发展过程中的消费现象,必须放在“不平衡发展”的理论视野下,才能得到更清晰的认识。所谓发展,简单地说,就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它意味着所要发展的对象与所要达到的发展目标之间存在差距。发展过程就是要采取措施来克服这些差距,以实现发展目标。那么,克服发展对象与发展目标之间差距的资源要从哪里来呢?它必须在发展过程中获得。但发展中国家往往缺乏足够的资源。这意味着,发展过程往往会采取不平衡的方式,即:先把有限的资源投入到需要优先发展的领域,暂缓或限制其他领域的发展(Hirschman,1958;Gerschenkron,1962)。

      “不平衡发展”(unbalanced development)的概念源于赫希曼所提出的“不平衡增长”(unbalanced growth)(Hirschman,1958)。后者只限定在经济领域内各部门的不平衡增长,前者则不但包括经济领域内各部门的不平衡增长,而且还包括经济领域与其他领域(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之间的不平衡发展。事实上,讨论经济增长,不能不讨论经济领域与其他领域的关系(Sen,1999)。因此,不平衡增长的问题可以扩展为不平衡发展的问题。“不平衡发展”的含义比“不平衡增长”的要广,“不平衡增长”只是“不平衡发展”的一部分内容。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当它们开始发展的时候,欧美已经实现了现代化。欧美国家的成功发展,不但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经验,而且也为它们确立了发展的目标和方向。发展中国家往往把欧美发达国家当作模仿和追赶的对象。但是,在模仿和追赶发达国家的过程中,发展中国家面临发展资源不足的困难。在资源约束的情形下,它们往往难以采取全方位同步、平衡、协调的发展模式,而只能选择性地把资源投向特定的领域(Hirschman,1958;Gerschenkron,1962)。为了确保资源向所选定的领域的集中投入,必须同时避免其他领域对有限资源的争夺(Gerschenkron,1962)。例如,在苏联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时期和中国的计划经济时期,先后都采取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这种发展战略的后果之一,就是生产部门和消费部门的失衡(Gerschenkron,1962;林毅夫等,1999;Pettis,2013)。然而,这种在先期阶段有助于实现工业化的不平衡发展策略,却为后来的发展阶段的经济增长埋下了隐患。换言之,原来有助于经济增长的抑制消费(生产与消费的不平衡发展)政策所留下的后遗症,成为后来发展阶段经济增长的一个障碍。这一现象,就是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消费悖论”。

      当然,并非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的先期阶段都采取了抑制消费的不平衡发展策略。因此,不是所有发展中国家都面临发展过程中的消费悖论。问题是,为什么有些发展中国家采纳了不平衡发展策略,而其他发展中国家却没有采取类似的策略?为什么当经济发展到了一定阶段需要转向依靠消费来拉动的时候,发展中国家却依然热衷于不平衡发展策略而难于转型?这种转型如何可能?本文的目的,就是从社会学角度对发展中国家的消费悖论的形成过程及其超越进行分析。消费悖论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推行抑制消费的策略(不平衡发展策略)在何种程度上借助了传统的社会和文化资源的辅助?另一方面,从不平衡发展策略向平衡发展策略的转型遇到哪些社会和文化方面的障碍?消费悖论的克服如何可能?

      二、不平衡发展政策的形成: 文化嵌入性

      在发展理论形成的最初阶段,发展研究的学者主要是提倡平衡增长战略。学者们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一个恶性循环是:因为产品没有市场,所以发展中国家无法实现工业化;因为居民收入低下,所以产品才没有市场;因为没有工业化,所以居民收入才低下。要打破这种恶性循环和低水平均衡,就必须对各经济部门同步实行工业化。为此,需要采取“大推动”(big push)或“平衡增长”(balanced growth)战略(Rosen?stein-Rodan,1943;Nurkse,1953;Scitovsky,1954;Fleming,1955)。在这个意义上,发展是一种各经济部门协同、同步和平衡的增长过程。

      但是,这种“平衡增长”理论受到了赫希曼的挑战。他不否认发展中国家的恶性循环的存在。然而,他认为,发展中国家面临资源稀缺的困难,因此,集中使用资源,以让一些主导的产业部门(如具有较大产业关联度的产业部门)优先实现工业化是更有效的策略。这些优先发展的部门实现了工业化以后,会带动其他部门随后的工业化进程,因为它会产生“引致投资”效应。优先工业化的部门分别具有“向后”(backward)和“向前”(forward)关联效应。一项投资不但会对先期的投资的盈利产生效应,而且也会对后期投资的盈利产生效应。通过向前的关联效应,一个公司的投资会引致另外一个公司的投资,因为后者可以把前一个公司的产出当作投入。同样地,通过向后关联效应,一个公司的投资所引发的另外一个公司的投资,可以成为前者的投入。因此,他主张,与其同时让许多部门同时实现工业化,不如让少数主导部门优先实现工业化。然后,借助向前和向后关联效应或连锁效应,把工业化推广扩大到其他部门。这样的发展策略,就是“不平衡增长”(Hirschman,1958)。

      尽管平衡增长理论和不平衡增长理论各自都有其适用的范围(Laumas,1966),许多发展中国家采取的是不平衡增长策略,其中的一个不平衡,也就是本文所讨论的重点,即生产部门与消费部门的不平衡。之所以采纳这种不平衡发展策略,是基于发展中国家所处的“落后”(backwardness)状况(Gerschenkron,1962)。一个经济体越是落后,如制造业能力低下以及基础设施薄弱,其增长的模式就越倾向于采取抑制消费以扩大投资和储蓄。在格申克龙看来,相对落后(relative backwardness)与不平衡发展(如生产与消费的失衡)有着内在的关联。相对落后的状况引发了落后国家摆脱落后、追赶先进国家的动机。这种动机也体现在国家决策层。因此,国家所推动的发展过程会借助政治资源以及特定的制度安排,来弥补增长的先决条件不足的局面。经济体越是落后,国家就越会干预经济,以引导资本和企业家进入到有待发展的产业中去。相应地,国家越会采取强制性的减少居民消费和提高居民储蓄率的措施。同时,与“相对落后”的状况相联系,发展中国家的国家产业政策往往重视重工业,轻视消费品产业;发展模式上倾向于采纳资本密集型产业,而不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组织形态上偏好大型生产单位(大公司、大工厂);技术上依赖引进的先进技术,而不是本土技术或自主创新(Gerschenkron,1962)。

      的确,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发展所面临的问题,与发达国家在早期现代性阶段所面临的问题不同。其中的一个不同,就是落后国家与先进国家的差距。在这种情况下,落后国家有可能长期陷入对发达国家的依附地位。要摆脱这种依附地位,就必须发展自己独立的工业体系,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这正是何以一些发展中国家采取了“赶超”战略的原因,其具体的策略就是重工业优先发展(Gerschenkron,1962;林毅夫等,1999)。但是,重工业是一个资金和资源密集型产业,但发展中国家所缺的恰恰是资金和资源。在这种情形下,消费往往被看成是对投资和生产资源的挤占,因此必须加以限制。从发展的角度看,居民的消费具有了机会成本。为了在资金短缺和资源约束的条件下优先发展重工业,就必须采取不平衡的发展战略,通过抑制消费以及相应的消费品产业的投入,来扶持重工业的优先发展(林毅夫等,1999;王宁,2007)。南亚、拉丁美洲和苏联均采取了这种不平衡的发展策略。

      中国从20世纪50年代起,也实行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重工业是资金密集型产业,但中国当时还是一个相对落后的农业国,缺乏资金。在重工业发展面临很强的资源约束的情况下,国家采取了抑制消费的政策。一方面,国家在城镇职工中实行低工资政策,以降低工业化的成本。而低工资政策则抑制了城镇居民的消费支付能力。同时,为了降低粮油布匹等基本生活资料的价格,稳定供给,国家从1953年起对农副产品的征收和销售实行了“统购统销”的政策,从而获得了对农产品等基本消费生活资料的国家行政定价权。另一方面,国家通过资源向重工业倾斜、降低轻工业和农业的资源投入比例的政策,抑制了消费品产业的增速,并因此限制了消费品的供给。作为抑制消费政策的后果,消费品短缺成为当时的常态(林毅夫等,1999;王宁,2009)。很显然,中国自20世纪50年代起,就实行了抑制消费、优先发展重工业的不平衡发展政策。在这个过程中,消费的增长不但慢于生产的增长速度,而且还一度长期处于停滞状态。

      国家提出的抑制消费的不平衡发展政策为什么能推行出来?主流的意见认为原因在于国家能力强大。但是,除了政治的原因,这种不平衡发展策略得以实行,还仰仗宏观政策制定者(或宏观行动者)的“文化工具箱”(Swidler,1986)所能提供的文化资源。一方面,“文化工具箱”装有什么,限制了政策行动的选择范围;另一方面,何种“文化工具”被从“文化工具箱”取出来用,取决于具体的情境。

      宏观政策制定者的“文化工具箱”里所装的,既有建国的政治观念和赶超强国的理念,也有宏观行动者已经内化到内心的传统文化习惯。其中的一个传统文化习惯,就是他们的节俭消费习惯。消费上的节俭习惯不但体现在消费资源缺乏时能保持消费欲望与消费支出的平衡,而且也体现在消费资源增多了以后,人们的消费标准依然按照原有的低欲望标准来安排。因此,与节俭消费习惯相联系,人们还具有很强的储蓄习惯。第一代宏观决策者在革命年代之所以能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坚持下来,在一定程度上也归功于他们这种传统的节俭消费习惯。而艰苦的革命环境,反过来强化了他们的这种传统节俭习惯。很自然地,这种传统节俭消费习惯成为他们的“文化工具箱”里的拿手“工具”。因此,当他们制定抑制消费的不平衡发展政策的时候,他们的“文化工具箱”里的传统节俭的消费习惯,无疑发挥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就宏观行动者所处的具体情境来说,他们面临发展过程中发展的物质资源不足而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情境。由于物质资源不足,发展就更需要借助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条件。但劳动者却是要消费的。他们的消费会与工业化争夺有限的发展资源。因此,从发展的角度看,有必要对他们的消费加以抑制,以把有限的物质资源向重工业倾斜。不过,由于中国居民同样也具有传统的节俭消费习惯,这种传统习惯同样也是一种可资利用的文化资源。可以说,居民的传统的节俭消费习惯与宏观的不平衡发展政策具有契合关系。

      事实上,宏观的不平衡发展政策(抑制消费、重工业优先发展)得到了微观的文化平衡机制的支撑。所谓微观的文化平衡,指的是在传统的节俭消费习惯中,人们在短缺条件下实现了欲望水平与消费资源的低水平平衡。由于传统的节俭习惯的作用,居民的消费欲求标准的提高速度并不快,这就使得被限制了的收入增长速度能够与之平衡。这一微观的“习惯性的低消费欲求和低资源的平衡”成为宏观的生产与消费的不平衡政策的文化基础。由于中央政府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在城镇推行了抑制消费的政策,使得居民的习惯性的低消费标准在还没来得及提高的情况下,就被宏观政策制定者作为文化资源加以利用了,从而宏观的不平衡发展政策并没有打破微观的文化平衡(低消费欲求与低资源的平衡)。

      可见,从不平衡发展政策的推行过程看,除了政治理性和经济理性的因素,微观的文化平衡机制也发挥了作用。既然重工业需要大量的资源投入,而中国却没有足够的资源,那么,抑制消费便成为一种代理人的理性选择(王宁,2007)。其中,消费传统性(低消费欲求与消费资源的平衡)是不平衡发展政策的文化基础。可以说,中国所实行的重工业优先发展及其相应的抑制消费的政策,体现了生产现代化和消费传统性的兼容并存关系。在这个阶段,消费传统性不但不与生产现代化相矛盾和冲突,而且成为生产现代化的必要手段。不平衡发展的经济政策的推行嵌入在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显示出文化嵌入性的特征。

      三、不平衡发展政策的转型滞后: 政策效用延续空间及弹性

      1978年年底中央决定启动经济改革以后,国家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当作具有政治内涵的一项战略举措。出于这种政治的原因,国家对不平衡的发展政策做了一些调整,包括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并增加城镇居民的职工的收入(补贴);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在城镇实行奖金制,从而增加了城乡居民的收入;与此同时,调整“农、轻、重”的比例,增加消费品产业的产出和消费品的供给。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生产与消费的失衡,得到一定程度的矫正。例如,1978年,居民消费占支出法生产总值为48%,从1979年到1986年,这一比率分别为49%、51%、53%、52%、52%、50%、50%。从最终消费(居民消费加政府消费)看,1978年最终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贡献率才38.3%。从1979年到1985年,除了1982年(56.1%)和1984年(68.7%)外,最终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贡献率都在70%以上。

      但是,自1986年以后,生产与消费的比例关系重新开始失衡,居民消费占支出法生产总值的比例(除了1989年),就一直低于50%,2005年后这一比率则一直低于40%,不过从2011年起下降曲线开始变成平缓上升曲线(图1)。同样,1986年以后,最终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贡献率在总体上一路走低,尽管时有波动,最终消费率基本上是在低位徘徊,只是到2013年以后开始止跌,并略有缓慢回升(图2)。

      自1992年中央决定推行市场化改革以来,生产与消费的不平衡加剧。1992年以后,城乡居民的消费的确也在增长,但其增速在总体上低于GDP的增长(Pettis,2013)(图1)。可以说,在总体上,改革以来,在“发展是硬道理”的理念的支配下,国家抓住一切有利于经济快速发展的机遇,在消费和生产的关系上,依然采取了不平衡的发展策略。一方面,中国对外开放所导致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产业向中国的转移,并由此促进出口贸易的快速增长。在中国于2003年加入WTO后,中国的进出口贸易进一步得到高速发展。在吸引这些外来投资和出口贸易方面,中国具有比较优势,其中包括廉价的劳动力(林毅夫等,1999)。事实上,从发展主义角度看,适当限制消费部门的增长速度(劳动者工资增速和社会福利资源投入的增速),反而有利于中国在全球制造业竞争中保持劳动力价格低廉的比较优势,从而持续不断地吸引外来投资和增加出口。

      另一方面,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实行的住房商品化改革,促进了房地产业的长达二十年的快速增长。而2003年推出的城镇土地出让的“招拍挂”制度,则为随后的“土地财政”奠定了基础,并因此促进了城市基础设施投资的高速增长。正是由于出口和投资成为支撑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引擎,因此,相对而言,居民消费的增速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并不具有头等重要性。同时,居民在买房时由于需要进行储蓄和还按揭贷款,客观上导致他们的消费率的下降(Ma,et.al.,2018:200)。“土地财政”以某种方式助推房价的快速攀升,提高了居民的购房成本,挤占了居民本可用于消费的资源。

      在总体上,投资成为中国在1992年以后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引擎。居民消费虽然也在经济增长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但在总体上,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显得不足。尽管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后,因出口市场受到冲击,宏观政策制定者不但意识到扩大消费的重要意义,而且采取了多种政策举措来扩大居民的消费,但从总体看,我们对各种经济增长引擎的倚重度,依然是失衡的。经济增长依然更倚重投资和出口的拉动。居民的消费在经济增长中还无法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在佩提斯看来,中国居民的消费增速乏力,是由于过往的不平衡发展策略所导致的结果(Pettis,2013)。

      不过,在近几年,随着投资和出口增速的下降,经济增长越来越倚重居民消费的增长。由于投资和出口在经济增速中的贡献比相对下降,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速的贡献加大,但这并不意味着居民消费就足以弥补投资和出口增速下降所留下的对经济增长贡献的缺口。居民消费依然未能充分发挥其本应发挥的作用。这种情形,就是发展过程中的“消费悖论”的体现。抑制消费的不平衡发展政策在先前发展阶段中发挥了促进了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作用,却为后来阶段的经济增长制造了一定的困难。如果说,不平衡发展是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选择,那么,居民的消费疲态则是先前阶段的不平衡发展路径的效应。

      这意味着,消费传统性和生产现代化之间开始产生矛盾和冲突。尽管新一代年轻的消费者在一定程度上放弃了传统的节俭消费观念和习惯(消费传统性),但老一代消费者依然在很大程度上奉行了消费传统性。同时,由于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低收入群体占比过大,消费传统性还有很大的社会阶层基础。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我们依然实行不平衡发展的政策,导致制造业的产能过剩。由于居民消费无法“消化”过剩的产能,我们就愈加需要借助出口来为过剩产能寻找市场出路。然而,过度依赖出口可能导致国际贸易摩擦。随着当下中美贸易冲突的兴起,中国的出口市场的前景越来越面临不确定性。同时,由于住房政策的调整(“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产业关联度很大的房地产投资增速也下降了。在出口市场和投资市场双双受到冲击的情况下,消费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便变得前所未有的重要(Maetal.,2018;Pet?tis,2013)。但长期以来实行的不平衡发展策略,妨碍了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引擎作用的充分发挥。消费传统性与生产现代化的矛盾的加剧,意味着消费传统性有必要向消费现代性转型。

      很显然,在一定的程度上,当下的消费困境是不平衡发展政策的转型滞后所导致的。问题在于,为什么不平衡发展政策向平衡发展政策的转型会滞后?从经济的角度看,转型是有代价的。转型之所以有代价,是因为经济政策具有路径依赖的特征。要替换原有的路径,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甚至面临失败的风险。在“风险厌恶”的情况下,政策的权衡和选择,常常是倾向于用尽原有政策所具有的最后一点生效空间,即使这种政策可能会留下对未来经济增长不利的后遗症。换言之,只要原有的政策还管用,哪怕只是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管用,在经过权衡,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的情况下,它就有可能被继续使用,直到它不管用为止。这说明,在面临两难选择的情况下,常常是原有的政策会被延续,而政策转型则被搁置。

      不平衡发展政策转型的推延,除了路径依赖的原因,还因为原有的不平衡发展政策依然具有继续发挥一定作用的施行条件和环境。即使原有政策会给未来的增长留下具有不利影响的后遗症,只要它依然具有继续发挥政策效用的空间,在路径依赖的影响下,这种政策就会在很大程度上被继续实行。这种原有政策继续发挥效用的空间,可以称为“政策效用延续空间”。这种“政策效用延续空间”不但指某项政策(如不平衡发展政策)在施行过程中发挥经济效用的空间,而且指该政策在施行过程中被默认、被接受或被支持的社会-文化环境。相应地,政策效用延续空间包括经济效用剩余空间、社会容量空间和文化容量空间。

      首先,不平衡发展策略得以延续,得益于它还具有经济效用剩余空间。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美国的“次贷危机”的爆发,都对中国的出口贸易市场造成很大的冲击。当时宏观决策者也意识到国内消费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并采取了一系列相应的措施。但是,客观地说,当时的经济政策所启动的“内需”,主要是投资所带动的生产性内需。居民的消费虽然也是政策所刺激的对象,但对居民的消费刺激效应不如对投资的刺激效应来得快。例如,在2008年“次贷危机”之后,基础设施投资和房地产投资成为国内“内需”的主要组成部分。当居民的消费在经济增长中来不及“救场”,宏观政策选择必然会充分发掘和利用投资市场。由于当时中国的基础设施依然还有很大的投资空间,因此,它让不平衡发展政策还具有剩余的经济效用空间。尽管基础设施投资可能引起地方政府的债务压力过大的问题,基础设施投资依然为不平衡发展政策提供了经济效用空间,尽管这个空间在近来越来越小了。

      其次,不平衡发展策略的延续,也得益于社会容量空间。所谓社会容量空间,就是社会层面对不平衡发展政策的默认度或接受度。不平衡发展政策的一个后果,是居民消费的不足。而消费的不足源于收入分配格局的失衡。在居民与政府的收入分配关系中,居民所得份额不足。在劳动者与资本的收入分配关系中,劳动者的所得份额不足。不平衡发展政策之所以还具有社会容量空间,主要有以下几个理由。(1)增长效应。尽管居民和劳动者在GDP增长中所得份额不足,但他们的收入基本上一直在增长。只要居民和劳动者的收入在增长,他们对不平衡发展政策的接受度就不会有大的变化。同时,经过20世纪90年代末激进的福利体制改革以后,国家近些年在社会保障和福利领域也逐步加大资源投入。集体消费资源的增加,也延长了居民对不平衡发展政策的接受度。只要日子还能过得下去,并且还有改善,居民对不平衡发展政策就还能继续接受。(2)关系资本。中国的民间社会历来都有相互帮助和相互接济的传统。尽管不平衡发展的政策让居民的可支配收入的提高速度受到一定限制,但是,人们一旦面临某种生活困难,往往会得到家族的帮助和经济支持。以买房为例。如果子女缺乏足够的资金在城市买房,父母往往会在经济上资助子女。例如,父母会在子女购买商品房上为子女支付“首付”。再比如,如果一个家庭成员生了大病,一旦依靠家庭自身的经济力量难以支付医疗费用,其亲戚往往会提供一定的经济援助。儒家传统中的这种家族主义,成为不平衡发展策略依然还有社会容量空间的一个原因。(3)“维稳政策”。劳动者之所以在收入分配格局中所得份额偏少,同劳动者缺乏足够的集体性博弈的制度性权利有一定的关系。但他们在工资和福利待遇上与雇主的自发性博弈,却依然时有发生。尽管如此,在“维稳机制”下,这一类博弈被限制。“维稳机制”从社会领域为不平衡发展的经济政策提供呼应和支持。不过,随着人口红利的趋于终结以及部分行业中的劳动力供需关系从供过于求转向供不应求,制造业领域的劳工工资在近些年不断增长。而劳动者工资的增长,客观上减轻了不平衡发展政策所面临的压力,使得它依然还有社会容量空间。

      再次,不平衡发展策略的延续,还得益于文化容量空间。所谓文化容量空间,就是文化传统与不平衡发展政策的兼容度。前面说过,不平衡发展政策推出之始,就嵌入在传统的节俭消费习惯中,具有文化嵌入性的特征。如果人们放弃了这种传统的节俭消费习惯,那么,不平衡发展策略所依赖的微观平衡的文化机制就不复存在。许多学者之所以担忧消费主义在中国的兴起,就是害怕消费主义导致微观平衡的文化机制的瓦解。一旦这种微观平衡的文化机制瓦解了,不平衡发展策略就难以为继。然而,中国的不平衡发展政策依然得以延续,这说明,所谓的“消费主义”的兴起,并没有导致微观平衡的文化机制的失效。

      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因为,中国的“消费主义”与西方的“消费主义”,其实是不同的。西方的消费主义是建立在微观失衡的文化机制基础上的。西方消费主义实践者的消费欲望水平的增长速度高于收入增长速度。因此,他们具有较高的消费倾向。一旦他们的收入提高了,他们倾向于马上把它用于消费。同时,随着消费信贷制度的实行,西方消费主义实践者倾向于借钱消费,以克服微观不平衡(即消费欲求水平与即期可支配收入的失衡)。但是,与之不同,中国消费者的“消费主义”是“两栖消费”的结果。许多上了一定年纪的中国消费者在购买住房、耐用消费品以及奢侈品时,恰恰是借助了传统的节俭习惯。他们通过在其他领域的节俭(“省吃俭用”),以节省出资源,用于购买住房、耐用消费品或奢侈品。他们的奢侈消费,恰恰是靠传统节俭消费观念的帮助。这种消费行为,就是我所说的“两栖消费”:他们用某些领域的节俭或低消费,来支持另外一些领域的“高消费”(王宁,2005)。正是后者,被一些学者混同于西方的消费主义。但他们忘记了,中国消费者的“高消费”,借助了传统的节俭习惯。总体上,他们的消费倾向并不太高。相反,他们的储蓄率较高。

      随着“80后”和“90后”的成家立业,并独立登上了消费的舞台,他们所呈现出来的消费主义,与西方的消费主义开始接近,原因在于,传统的节俭消费习惯(微观平衡的文化机制)在他们身上逐渐式微。他们的消费主义越来越成为微观失衡的文化机制的结果(消费欲求水平与可得的消费资源的失衡)。正因为如此,他们越来越倾向于借贷消费。例如,在近些年,中国居民的负债率开始上升。而负债的主体,主要就是年青一代。互联网上针对没有工资收入的大学生而推行的“花呗”,也受到大学生的热捧。这么说来,岂不是意味着宏观的不平衡发展政策难以为继了?

      然而,我们不要忘了,他们的父辈还没有退出历史舞台。而他们的父辈,依然保留着传统的节俭消费习惯。换言之,即使他们的父辈也购买住房、耐用消费品和奢侈品,这些“高消费”是建立在他们在其他领域的节俭基础上的。现在,他们不但通过节俭和储蓄习惯完成了购房和耐用消费品的积累,而且还通过这种节俭习惯而把节省出来的资源,转而用于帮助其子女。因此,在一定的范围内,“80后”和“90后”的消费(如购房、出国留学、婚嫁消费等),常常得到其父辈的财富的代际转移。“80后”和“90后”还将在未来继承父辈的遗产(包括房产)。而这是一种可预期的未来收入。他们的父辈得益于传统的节俭习惯和储蓄习惯而积累的财富,一部分已经或正在转移给他们,另外一部分将会在未来转移给他们。借助这种代际财富转移以及他们自身的收入,“80后”和“90后”可以支撑起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事实上,一方面由于“80后”和“90后”的父辈还没有完全退出经济舞台,另一方面,也由于一部分年轻人也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父辈的节俭观念,不平衡发展的策略就依然还有文化容量空间。

      不论是社会容量空间,还是文化容量空间,都是相对的。不同国家的居民对于不平衡发展的后果具有不同的社会接受度和文化接受度。就生产和消费的某种不平衡状态来说,对西方国家来说不再具有社会-文化容量空间的不平衡发展政策,在中国却可能依然具有社会-文化容量空间。这也解释了何以许多西方学者依据中国的生产和消费的失衡做出的中国经济要崩溃的预言往往落空的一个原因。西方学者依据的是他们国家的社会-文化容量空间。但中国关于生产和消费的不平衡发展政策,有更大的社会文化容量空间。这种不平衡发展政策的社会文化容量空间的差别说明,不同的国家,对于不平衡发展政策具有不同的社会-文化容量弹性。西方国家对于不平衡发展政策的社会-文化容量弹性较低,而中国对于不平衡发展政策的社会-文化容量弹性较高。之所以较高,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传统儒家文化,包括重视家族和关系网、勤俭的习惯以及服从权威的传统文化。

      我们可以假设,不平衡发展政策的社会-文化容量弹性越大,由不平衡发展政策向平衡发展政策的转型就越有可能滞后,因此,就越有可能在经济增长需要依靠消费“发力”的时候,无法倚重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因此,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如何解决由不平衡发展策略向平衡发展策略转型滞后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发展过程就会面临半途夭折的风险。既然不平衡发展政策的社会-文化容量弹性越大,由不平衡发展策略向平衡发展策略转型就越可能滞后,社会-文化容量弹性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路径上,就不能把不平衡发展政策所具有的政策效用延续空间(经济效用剩余空间、社会容量空间和文化容量空间)全部用尽以后再进行转型,而是要在这之前就实行转型。

      四、从不平衡发展政策到平衡发展政策: 社会结构因素

      为什么要在不平衡发展的政策效用延续空间用尽之前就实行转型?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出于降低转型的社会成本的考虑。政策往往具有惯性效应,等到人们意识到不得不转型的时候,转型的成本和代价会更大。其中一个代价,就是不平衡发展政策会让既得利益集团做大,他们对转型的反对和抵制力度会加大(奥尔森,2018)。与此同时,不平衡发展政策也会让一些群体的利益受损,这些群体要求政策转型的呼声也会加大。这种情形,势必导致社会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对立和冲突加剧。但即便是面对冲突,宏观的政策选择依然可能出于路径依赖的情形而延续不平衡发展政策,这会进一步使转型滞后。可以说,拉丁美洲国家之所以陷入“拉美陷阱”而不能自拔,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利益分化和对立的情况加重,社会冲突加剧,但转型却滞后(Max-Neef,1991)。可见,在政策效用延续空间弹性较大的情形下,不平衡发展政策的延续有可能为随后的发展阶段的经济增长埋下陷阱。较大的政策效用延续空间弹性会加剧不平衡发展向平衡发展转型的滞后,并让随后的转型付出更大的社会成本。

      为什么说不平衡发展政策有可能导致社会冲突的加剧呢?一个主要的原因,在于不平衡发展政策有可能导致收入分配格局的失衡。与这种收入分配格局的失衡相联系,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对立和冲突有可能加剧。那么,为什么说不平衡发展会导致收入分配格局的失衡呢?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不平衡发展采取了抑制消费的政策。而抑制消费的一个举措,就是抑制雇员工资的增长速度。反过来,廉价的劳动力有助于吸引外来投资,因而有助于投资和生产的扩大,并因此增加就业,从而有助于经济增长。显然,不平衡的发展在收入分配的后果上,往往导致发展的收益以不平衡的方式在资本和劳工之间进行分配。尽管劳工的收入也在增长,但在人口红利没有终结之前,其增速常常低于资本收益的增长速度以及GDP的增长速度。收入分配格局失衡的一个指标,就是基尼系数过大。

      第二,不平衡发展政策还体现在社会福利体系建设上公共财政投入不足。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是借助再分配渠道而为全体居民所建立的一种社会安全网。在1992年以后的发展阶段的前半程,由于采取了不平衡的发展策略,公共财政资源更多地向诸如基础设施等“硬件”领域倾斜,而相对较少地向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投入。这意味着,以社会保障和福利为载体的再分配系统无法充分发挥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初次收入分配领域的两极分化现象未能充分借助社会保障和福利来缓和。

      第三,不平衡发展政策偏好把资源向产业关联度强的产业和基础设施投资。就中国来说,为了获得基础设施投资所需要的资源,地方政府于2003年以后实行了“土地财政”。在“土地财政”体制下,地方政府具有推高住房商品价格的动机。与此同时,地方政府却缺乏在住房保障和福利上加大资源投入的动力。在这种情形下,住房商品价格或住房租金的提升,等于间接地提高了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土地财政”推动下的商品房价格的提升也是造成收入分配格局失衡的一个机制。

      不平衡发展政策不但具有社会成本,而且还具有经济成本(Sen,1999)。如上所述,不平衡发展政策导致收入分配格局的失衡。在这种格局中,大多数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尽管在提高,但提高的速度多半赶不上GDP的增速和资本收益的增速。这种收入分配的失衡格局会反过来妨碍产业升级和产品升级。由于主流人口的收入增速有限,高端产品因其价格过高而缺乏足够的国内市场,国内产业竞争便多半集中在低端产品的竞争上。这势必妨碍产业升级和产品升级。因此,转型滞后不但会加大社会成本,而且还具有经济成本。

      转型滞后的社会成本之所以会转化为经济成本,必须放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来看。在产业未能升级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有限的情况下,如果人口红利终结和劳动力供给下降,雇员的工资会不可避免地提高,那么,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投资收益往往会因为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而相对下降。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为了追求更高的投资回报,资本和公司就可能转移到其他劳动力更廉价的国度。这一情形势必引起国内就业率的下降和消费的下降。后者则进一步引发劳动力密集型的公司向境外迁移。所谓“中等收入危机”,其实就是产业没有升级和收入分配两极分化(尽管在平均的意义上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并存而造成的危机。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由于发展中国家没有实现产业升级,并在低端产品领域进行过度竞争,就会因此陷入价格战而不得不降低产品制造的成本,产品的质量就难以得到提升。这势必导致国内产品陷入“低端”产品形象的陷阱中。同时,出于增长优先的考虑,对消费者的保护力度往往不足,本地“假冒伪劣”制造经营现象未能得到充分抑制。这就会使得国内商品的总体品牌形象难以升级。在这种情形下,国内的部分消费者即使在收入提高的情况下,也可能偏好购买国外产品或从发达国家进口的高端品牌产品,而不购买本国产品。国内有限的高端产品的购买力,也因此流向了国外市场。它反过来妨碍了本土的产品升级和产业升级。

      当然,不平衡发展政策并非必然阻碍产业升级,但它有可能引发阻碍产业升级的不利因素。真正阻碍产业升级的,是不平衡发展政策向平衡发展政策的转型滞后。前面讲过,不平衡发展导致收入分配格局失衡。而收入分配格局的失衡,乃是不同利益相关者群体的权利的失衡。例如,在产业没有升级的发展阶段,居民就业所获得的议程地位,往往高于雇员权利所获得的议程地位。因此,资本和雇主一端(就业机会提供者)可能得到更多的政策的扶持和青睐,雇员一端的权利往往难以升级。这里所说的“权利”(rights),指的是社会成员被正式制度或非正式制度所赋予的满足某种需要或获得从事某种活动的资格和许可。

      居民权利升级的滞后,乃是收入分配格局失衡难以再平衡的一个影响因素。首先,在劳资博弈中,劳方的工资的提高,除了劳动力供需关系的影响外,还受到劳方的集体性博弈权利的影响。在不平衡发展模式下,国家往往会限制劳方的工资增长的集体博弈权利或筹码。其次,集体消费(社会保障和福利)的不足,乃是由于居民的社会权利的不足。再次,高端产品购买力向国外的流失,在一定程度上乃是由于在不平衡发展阶段,增长具有优先性,相应地,国家对消费者权利的保护力度不足。

      可见,要避免不平衡发展政策向平衡发展政策转型的滞后,就要改变不平衡发展阶段的权利结构,打破原有的利益相关者群体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赋权于原来在不平衡发展政策下权利弱势的一方,以使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权利关系得到再平衡。可见,要启动不平衡发展政策向平衡发展政策的转型,不但要让消费与生产得到平衡,让居民的消费升级,而且要让居民失衡的雇员权利、社会权利和消费者权利实现升级。在平衡发展的模式下,消费不再被宏观政策制定者看作是发展资源的挤占者,相反,它不但被看成是发展的一个手段,而且是发展的一个目标。从这个角度看,提升居民的权利,乃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经济升级要求居民的权利升级。在总体平衡的情况下,权利升级不但不会妨碍经济升级,反过来,它构成经济升级的手段。

      显然,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具有相辅相成的关系。既然权利升级是经济升级的条件,而权利升级不仅仅是经济领域的事情,这就意味着,平衡发展就不仅仅是经济领域内部各部门之间的平衡,而且也是经济领域与其他领域(如社会领域、文化领域、政治领域等)的平衡。正因为如此,赫希曼所说的“不平衡增长”(经济领域内不同部门的不平衡)在本文中被替换成“不平衡发展”(经济领域与其他领域的不平衡)。如果说,“增长”是经济领域内部的事情。那么,“发展”则不但涉及经济领域,而且也涉及非经济领域。在不平衡发展阶段,居民的雇员权利、社会权利和消费者权利也常常受到一定抑制。在这些权利中,至少社会权利是属于社会领域的,而不属于经济领域。因此,不平衡发展也就意味着经济领域的发展和社会领域的发展之间的不平衡。要从不平衡发展转向平衡发展,就意味着经济领域的发展要和社会领域发展达到平衡。

      居民的权利升级之所以会有助于不平衡发展向平衡发展转型,其中一个原因在于,它降低了不平衡发展的政策效用延续空间的弹性。居民的权利一旦升级,就成为制约不平衡发展的一个因素。这意味着,在居民的权利升级以后,不平衡发展所面临的政策效用延续空间弹性,尤其是政策的社会-文化容量空间,下降了。这种降低了的政策效用延续空间弹性,有助于不平衡发展向平衡发展的转向。

      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让居民的失衡的雇员权利、社会权利和消费者权利实现升级?居民的权利既可以是宏观政策选择的结果,也可以是社会结构变迁所导致的社会互动模式变化的结果。宏观政策选择涉及的问题太过复杂,囿于篇幅所限,本文不展开分析。本文接下来的篇幅侧重讨论社会结构的变迁。就社会结构变迁来说,在一些独特的发展条件下,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后,其经济和社会结构会发生有利于向居民的各项权利升级的方向转型。就中国来说,这些独特的条件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不平衡发展政策的剩余的经济效用空间到了被用尽的边缘。一方面,2018年开始的中美贸易摩擦和冲突事件标志着,通过出口来“消化”国内一部分过剩产能的方法已经快行不通了。另一方面,从2011年起,资本的投资回报率在下降(Maetal.,2018)。如果我们一方面无法把一部分国内的过剩产能出口到国外,另一方面资本在国内的投资也没有什么回报,那么,长期以来所存在的偏好于经济增长的宏观政策选择偏好,会为了经济发展内在逻辑的原因,而逐步转向采取措施来提高居民的消费以实现消费与生产的再平衡。而要提高居民的消费,势必提高居民的权利。显然,提高居民的权利的目的有可能出于经济结构自身的内在逻辑而达成。

      第二,劳动力供需关系的变化促进雇员权利的提升。由于中国实行了长达三十年的“独生子女”生育政策,从而导致人口结构的重大变化。先前发展阶段的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正趋于终结。在一些产业,劳动力供需关系发生了从供过于求到供不应求的转变。这种劳动力供需关系的变化,无疑是有助于雇员权利提升的一个因素。尽管宏观政策并没有赋予雇员以集体性工资博弈权利,但雇员有更多的机会采用赫希曼所说的个体“退出”策略(Hirschman,1970),来提高自己在工资博弈中的筹码。这种筹码,在人口红利终结之前,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第三,“经济新常态”促进居民社会权利(即马歇尔所说的“社会公民权”)的提升。随着几十年经济的高速增长转向“中低速增长”(“经济新常态”),经济增长的“议程地位”有所下降,而居民的社会权利更有可能成为政府绩效的增长点,因而,更有可能获得更高的“议程地位”。既然经济无法保持过去那种两位数的高速增长,那么,经济增长就不再像过去那样,可以成为官员“出政绩”的关键领域。同时,随着官员考核指标的变化,经济增长指标在绩效考核中的权重下降,居民的满意感指标的权重上升,使得居民的社会福利或社会权利的提升,成为政府的一个新的政绩来源。当然,前提是经济依然在增长而非停滞。

      第四,全球化进程促进消费者权利的提升。一方面,全球化为中国居民提供了权利方面的参照系(或参照标准)。这种参照标准会逐渐内化为居民的要求,从而对居民权利的宏观政策安排造成一定的影响。另一方面,全球化让中国的消费者在消费市场上多了一个“退出”筹码(Hirschman,1970)。例如,自从“三聚氰胺奶粉事件”以后,许多中国消费者退出国内品牌奶粉市场,转而购买国外品牌奶粉。海外购物市场的存在,客观上倒逼国内加强对消费者的保护,提升消费者权利。

      最后,“独生子女”政策也让独生子女代的权利意识得到强化。一方面,他们在成长过程中的家庭抚育模式就已经让他们形成了更多的“自我中心”的意识。这种意识更有助于个体权利意识的形成。另一方面,独生子女代在总体上比前一代人接受了更好的教育。由于国家推行了“九年义务教育”制度,独生子女代基本上都接受了初中及以上水平的教育。教育水平的提高,也提升了独生子女代的权利意识。集体性的权利意识的提升不但可能转化为权利维护行动的普遍化,而且可能转化为追求权利的升级。

      有必要指出的是,经济和社会结构的演变形成了对不平衡发展向平衡发展转型的有利因素,但这些因素本身并不必然导致转型的自动发生。由不平衡发展向平衡发展的转型,除了要具备有利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因素外,还必须借助行动主体的能动性。因此,不平衡发展模式究竟是向平衡发展模式转型,还是继续延续下去,依然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行动主体的选择;而选择往往是多种多样的。

      五、结语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面临陷入对发达国家的长期依附状况。要摆脱这种依附性,发展中国家往往具有启动工业化的动机,以实现从农业国到工业国的转型。但是,落后的农业国在推行工业化的过程中,往往面临发展资源不足的状况,而消费常常被看成是发展资源的挤占者。在这种情形下,消费往往被宏观政策制定者看成是需要加以抑制的对象。因此,生产与消费的不平衡发展成为发展中国家的一个不得已的选择。在不平衡发展策略中,消费传统性是政策制定者可以理性地加以利用的对象。消费传统性和生产现代化可以同时共存、相辅相成。显然,不平衡发展政策的推行具有文化嵌入性。它不但是一种发展政策的理性选择,而且也与节俭消费的传统文化资源具有了亲和性。

      但是,当发展到了一定水平的时候,消费传统性与生产现代化(经济现代性)就显得不兼容了。先前阶段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抑制消费的不平衡发展政策所留下的后遗症,成为随后发展阶段经济增长的阻碍因素。这种情形,就是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消费悖论”。这个悖论不解除,发展过程就可能面临半途夭折的危险。要预防这种风险,先前所采纳的不平衡发展政策,就必须转变为平衡发展政策。

      从不平衡发展向平衡发展转型的一个内容,就是实现消费传统性向消费现代性的转型。在发展的先期阶段,由于消费被看成是发展资源的挤占者,因此,消费被宏观政策所抑制。在这个阶段,消费传统性成为实现工业化(生产现代化)的有利的辅助手段。但是,随着经济的增长越来越依靠消费来拉动的时候,消费就不再是发展资源的挤占者。相反,它构成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引擎。因此,消费传统性转型升级为消费现代性,遵循了发展的内在逻辑。

      但是,在不平衡发展的政策效用延续空间弹性较大的国度,不平衡发展向平衡发展的转型有可能滞后。这种滞后不但源于转型的代价太大,而且源于较大的政策效用延续空间弹性。出于理性选择的考虑,宏观政策选择往往会充分用尽不平衡发展的政策效用延续空间。而不平衡发展的较大的政策效用延续空间弹性,则有可能让不平衡发展向平衡发展的转型滞后。而滞后的转型,则有可能让发展陷入“消费悖论”的陷阱。因此,要克服“消费悖论”,必须在不平衡发展的政策效用延续空间被用尽之前,就启动向平衡发展模式的转型。

      如何才有可能在不平衡发展的政策效用延续空间被用尽之前,就启动向平衡发展策略的转型呢?就中国来说,一些独特的条件,有助于社会结构朝着居民权利升级的方向转型。而居民权利的升级,有助于不平衡发展政策向平衡发展政策转型。社会结构的变迁到了倒逼不平衡发展向平衡发展转型的时点。人口红利的终结,让雇主与雇员的博弈关系发生了一定的变化,雇员可以利用个体的“退出”筹码来谋求个人权利的最大化。“经济新常态”让居民的社会权利升级问题,在宏观政策中获得的更高的“议程地位”。全球化过程中海外消费品市场的存在,客观上有助于倒逼国内市场提升对消费者的保护力度,提升消费者权利。独生子女代所经历的家庭抚育模式和普遍较高的教育水平,提升了他们的权利意识。这种集体性的权利意识有可能转变成权利升级的行动。从更广的视野看,居民权利的升级不但不会构成经济发展的障碍,反而是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实现经济升级的条件。反过来,经济发展的成果也会向非经济领域(如社会领域)溢出。于是,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之间就可以相互促进,实现良性循环。

      (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

    作者简介

    姓名:王宁 工作单位: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孙志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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