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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政治理论建构的一般途径
    2020年02月10日 11:11 来源:《比较政治学研究》第1辑 作者:邢瑞磊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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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为中国学者进行比较政治学研究提供了大量的个案和制度变迁轨迹,正是建构中国本土政治理论的绝好时机。然而,受研究方法相对薄弱这一现状的限制,中国比较政治学者少有重大的理论突破。这一困境的突破需要我们一方面加强方法论的训练,另一方面学习和借鉴国外的相关成果。本文尝试以利普哈特的“共识民主”理论为例,旨在对比较研究和类型学方法理论研究过程中的作用进行分析,希望以此对中国本土政治理论研究有所启发。

      【关键词】比较政治方法;类型学;共识民主

      作者:邢瑞磊,博士,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讲师

      作为政治学学科中一门重要的分支学科,比较政治学正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吸引了越来越多学者研究的兴趣与精力。这种状况的出现,一方面是比较政治学本身所具有的跨越学科界限的沟通与对话能力,以及联结经验研究与理论探讨的创新能力①;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比较政治学的研究主题与界限相当模糊,几乎涵括政治学所有的理论与方法,且涉及更为广泛范围的政治活动①。比较政治学本身固有的这些特点推动了该学科的快速发展,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行为主义革命的影响下,比较政治学遇到了发展的黄金期,几乎垄断了西方学术界的政治学研究。然而或因缺少明确的研究主题以及协调一致的理论和概念,或因比较政治学体现出的美国本土意识②,比较政治学在发展的同时也一直饱受争议,甚至就连其学科地位也受到过质疑。阿尔蒙德坦言:“当代比较政治学与其说是一门学科倒不如说其是一种运动”③。当然,乐观的学者则认为这一切都是由于比较政治学发展太快,相应的研究方法与议题暂时滞后导致的,而学界的困惑与迷茫正是比较政治学再度复兴的沃土和基石。④

      相比欧美学界比较政治学的跌宕起伏,中国的比较政治学界则沉寂得多,基本上停留在接受海外信息、转译西方著作的阶段,少见中国式的创新性著作出版。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缺少一套中国本土的研究范式、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是中国政治学界在国际学界集体失语的主要原因之一。然而,30年的改革开放为比较政治学在中国的本土化建构提供了大量丰富多彩的个案和生动的制度变迁轨迹,使本土化研究有了更为明确的对象。⑤在这样的历史机遇面前,如何建构中国本土的比较政治学理论就显得极为迫切。

      对此,笔者认为相比宏观理论和研究范式的重构,在中层理论和研究方法层面上的探索更为符合当前中国政治学界的现实。正如约瑟夫·拉帕隆巴拉(Joseph La Palombara)所主张的,比较分析的最佳策略便是发展中层理论,这种理论是构建更具通则性理论的基础。①罗伊·马奎迪斯(Roy Macridis)也认为区域性的中层理论建构更有优势:“相对于追求宏观理论,区域性研究为这个领域带来了新的活力,且最终可能为某些统一模型及优先性的发展铺路。”②因此,笔者不揣新学后进,并不打算从事宏观的综述式全景考察,而是尝试以利普哈特的“共识民主”理论为例,旨在分析类型学方法在中层理论建构过程中的作用,并就中国本土比较政治学理论发展谈一些初步的看法。

      一 比较政治研究的一般路径与类型学分析

      对人类而言,相互比较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举动。从古至今,世世代代的人们皆试图了解并解释他们所观察到其自身与他人之间的异同。作为研究人类社会联系和活动的社会科学而言,比较研究很自然地成为了学者们选择的方法之一。事实上,比较方法在科学研究中具有普遍性与统摄性特征。一方面,比较方法具有普遍性,自觉不自觉地会用到,是一种理性方法的基础。另一方面,它具有统摄性,在某种意义上弥散性地渗透在各个具体的操作方法中,具有包囊性和渗透性。然而,如何使比较的过程更具科学性呢?或者说国家间的比较如何协助我们了解更为广阔的政治世界呢?对这类重要问题的回应,就需要从事比较政治研究者们以一种更为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设计。

      一般而言,比较政治研究的一般途径主要有四个步骤组成③,首先,背景知识的系统描述(contextual description),比较政治首要目标即是描述特定国家或一组国家的政治现象与事件,经过详尽的描述,学者们对所研究国家有进一步的认识,或强化研究者本身对所属政治系统的了解,或两者兼备。以此让研究者得以窥见其研究对象的轮廓与面貌,并尽量避免种族中心主义的影响。①虽然这类研究通常被看做是“旧”比较政治学研究的代表,与力图超越仅限描述的“新”比较政治研究相左。然而,所有系统性分析皆始于精确的描述,背景描述是研究过程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应当置于其他三个步骤之前。事实上,对“新”比较政治而言,纯粹描述性研究主要当做原始资料使用,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一步骤可以省略。

      其次,分类(classification)在寻求有意义的简化过程中,比较研究通常会建立许多具有概念性的不同分类,以将为数众多的国家、政治系统、事件等变量,归类为各种可资区别并具有共同特征的类别,以降低经验世界的复杂程度,进而为研究者提供有效的咨询平台(data containers)。分类可以是简单的二分法,如权威主义与民主政治之间的区分,也可以是更为复杂且代表不同政权与政府体制的类型(typology)。分类与描述都是系统性比较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事实上,它代表着更高层次的比较分析,因为分类能将许多可描述的独立分析单元,归纳成较为简化的类别,从而降低经验世界的复杂程度,并能从中发掘可用的理论性概念,构成理论框架的第一步。

      再次,假设验证(hypothesis-testing)。当研究问题经过描述和分类后,研究者便能够进一步寻找解释这些业已描述和分类过之现象的因素。特别是在20世纪50年代起,政治科学家和比较政治学家已开始尝试采用比较分析的方法来界定重要的变量,确立存在于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并列举经过比较的关系,尝试建构与发展概括性的和更为完善的理论。劳伦斯·迈耶(Lawrence Mayer)对比较分析的作用作出过精辟的概括:“比较分析独具的潜力,在于逐步累积并增加若干系统层次的因素,并将之纳入现有的解释性理论,从而促使该理论渐趋完善。”①

      最后,比较政治研究的最终目的也是最困难的一步是促使假设的验证产生逻辑性的延伸,也就是说用初步比较所得出的概括性通则为基础,进而在更大范围内进行验证,并对其他地区和国家作出预测,或判断未来的政治结构。

      通过对比较政治研究一般途径的分析,我们会发现在这四个步骤或阶段中,分类明显地处于相当紧要和关键的地位:向上是对背景知识描述的一种系统化总结,向下是原初理论和假设产生的基础,甚至分类时标准的设定会决定最终的研究结果。分类在比较政治研究这一承上启下的关键地位,决定了研究者在进行理论建构时必须对分类进行谨慎的操作,否则稍有不慎就会导致前期努力付诸东流。因而,对分类进行系统科学的研究是极为必要的,这样才能将误差控制在可承受的范围,利于后继工作的展开。

      分类或者说类型学方法在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应用由来已久,对类型学方法进行专门讨论的著作相当丰富,并且在不同的学科里,发展出了多种型态的类型学方法。目前,在社会科学中应用最为普遍和最为有效的是一种以明晰地既有理论为基础而进行的多维概念分类,我们可以将之称为解释性类型学(Explanatory Typologies)。解释性类型学是相对描述性类型学而言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两者是完全对立的二元关系,解释性类型学同样具有描述的成分涵括在理论构成部分,或更为精确地说,描述奠定了概念属性类型界定的基础(参见表1)。

      根据上面简要的陈述,类型学在政治学的语境中可以界定为,通常是指藉由两个或多个变量间的互动,以创造和描述不同的政治系统群组,并依循那些因互动而产生政治系统的新变量和新分类,或演绎推理,或归纳总结的一种研究方法。①类型学方法是将比较研究分析对象的相关描述予以简化,精确的分类必须能定义完整的类别,并将所有经验性证据纳入其中。建立类型的各种类别可先详细观察经验证据,再经由归纳而获得;同样,分类也可以通过演绎的过程而产生“理念型”(ideal type)②,并依此“理念型”对照经验世界,这两种不同的分类逻辑在政治学的研究工作中都极为普遍。

      亚里士多德就曾对古希腊城邦政体进行过众所周知的比较研究和类型学分析。当时,亚里士多德在对收集的城邦国家个案资料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三个准则或变量,即最高统治者的数量、统治方式和阶级结构①,在对城邦国家进行类型划分时,则选择了两种归类的标准:一方面,区分哪些是“良善”、哪些是“腐败”的政权;另一方面,则以掌握决策权的统治人数多寡作为区分不同政权的依据,综合两种标准得出了六种政权类型,并由此对城邦国家进行分析,得出了纯粹的民主制和纯粹的寡头制属于最不稳定的政体,而最为稳定的政体则是混合政体这一政治学的著名论断。显然,亚里士多德的类型学分析是一种演绎的逻辑,是在政体类型确定后再将之套入实际存在的城邦国家中加以分析②,其方法至今仍有重要的意义。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研究就借用了亚里士多德的类型学逻辑,作为古典的社会学家,韦伯也是现代比较政治研究的先驱人物之一。韦伯试图从比较的角度,去探讨世界主要民族的精神文化与该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并在研究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即“理解”和“理念型”的类型学研究方法,是韦伯社会学理论中最重要的方法论概念之一。③在韦伯的研究中,“理念型”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历史学的理念型”;二是“社会学的理念型”,前者体现在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由于这种“理念型”是在特殊的时空条件下形成的,亦即是在一定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因此又被称为“形成过程中的理念类型”④。“社会学的理念型”则是韦伯就权威的基础问题提出的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分析,韦伯区分了政治权力具有合法性的三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涉及传统的神圣性;传统型的权威立基于对假定永存之物的虔诚,传统型的统治者无须证明其权威正当性。第二种方式是超凡魅力型,在这种类型中,对领袖的服从是由于他们能够激励鼓舞那些追随者,而这些追随者又相信他们的领袖即英雄,会拥有特殊的,甚至超凡脱俗的品质。韦伯提出的第三种权威式法理型,在这种权威类型中,服从出自于原则而非个人,政府立基于制度规则而非对个人的忠诚,由此更为合理。韦伯认为,这三种“理念类型”虽在具体的历史进程中很少单独见到,但作为一种抽象原则或典型却又是在任何时空条件下都可能存在的,所以又称为“纯粹的理念类型”。

      需要指明的是,亚里士多德和韦伯采用的类型学方法都是建立在规范性的基础上的,现代政治学者进行政体分类时虽仍然依循着亚里士多德的分类方法,却更多采用经验性观察与归纳推论的研究逻辑。萨米·芬纳(Sammy Finer)在其著作《政府的历史》一书中,曾尝试建立在对历史上所有的政府形式系统考证或观察的基础上,界定了四种纯粹的政权类型和逻辑上的若干混合型。萨米·芬纳宣称自公元前3200年以来,所有政府的形式皆可纳入下列四种基本类型:宫廷政体、教会政体、贵族政体和论坛政体四种,各个政体的区别在于统治者的性质,并相应衍生出六种混合类型(参见图1)。

      萨米·芬纳认为许多政权起初是纯粹型政体,而后在不同的时间点上变成混合型政体。在所有类型中,纯粹的宫廷政体及其衍生的政体形式是史上最为常见的类型。尽管足以代表论坛政体的若干已世俗化的现代民主政体,在当前较为流行,但相对而言,仍是为数较少且兴起于当代的政权类型。

      亚里士多德和萨米·芬纳采用的类型学方法虽建立在不同的逻辑基础上,但两位学者都试图由此确认每个类型各自具有的主要相同特征,达到了描述和简化复杂现实世界的目的。因此,可以说类型学方法与比较研究方法都是政治学研究中传统而颇具实效的方法之一,并在现代政治学研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二、类型学方法的典范:利普哈特“共识民主”理论

      长期以来,民主问题都是比较政治学研究的重要题域,也是比较政治学理论创新的主要试验场。然而,民主研究的内涵相当复杂和深奥,或侧重于规范研究,或侧重于经验研究,或规范与经验并重,构成了一副相当繁杂的知识体系图谱。如何进行民主研究与创新一直是众学者苦苦思索和不懈努力的方向。在众多问题中,民主概念的界定是引起争论的根源,也是比较研究中的根本性问题,即概念测量时所面临的普适性问题。从已有的民主理论看,以英美为经验基础的多数民主理论长期占据着该题域的主流地位,事实上,现代比较政治理论几乎都是由单一国家(主要是美国)的经验发展起来的,而这样发展起来的理论,因其不时体现出的美国中心意识而受到广泛批评。其实,从这个意义上讲,比较政治理论可以藉由谨慎地检验单一地区或国家而发展①,但确立和测量其适用范围才是决定该理论能否经得起考验和批判的关键步骤。

      虽然美国式的民主理论在现代政治学体系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但这并不影响学者们致力于发展区域性的比较政治和民主理论的尝试。其中,类型学方法和比较方法在建立民主理论的过程中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1992年,菲利普·施密特与T.卡尔(Philippe Schmitter and T. Karl)就曾试图发展一个适用于某范围内(主要是拉美)各国的民主概念,他们把民主看做成一组放射状(radical)的类别①,也就是说,他们所讨论的每一种民主类型都具有民主的某些基本特性,但同时也具有独特性。在集中考察东南欧和中南美国家的基础上,施密特和卡尔选择国家与社会的相对力量、选举和利益集团参与程度的相对重要性为变量,发展了统合式、民粹式、协合式和选举式的民主类型,希望以此能将该地区多样化的政治系统置于更广泛的民主范畴中,从而发展出了一种具有相当解释力的民主理论。然而,菲利普·施密特与T.卡尔的民主分类主要受阿伦·利普哈特(Arend Lijphart)的影响,而利普哈特的“共识民主”理论更为系统和成功,影响也最大,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相当严密的民主理论体系。尽管利普哈特的民主理论也受到了尖锐的批评,但不可否认的是,时至今日,利普哈特的“共识民主”理论已经突破了区域性的限制,成为了民主理论中重要的一员。

      在笔者看来,“共识民主”理论为中国本土比较政治学发展的最大贡献不在于其理论框架和具体内容如何,利普哈特所采用之构建理论的比较方法和类型学方法才是我们学习和借鉴的主要方面。为了论述的方便,下面将采用类似学术史考察的方法②,对利普哈特“共识民主”理论建构的类型学方法和其不断完善成熟的过程进行系统的回顾与评析。

      (一)个案研究基础上的初始理论模型与类型学方法

      利普哈特的民主理论体系宣称世上只有两种类型的民主,分别是威斯敏斯特型民主和共识型民主,这两种民主结构包含了所有类型的民主制度在内;两大理念型民主的划分方式,显然与韦伯的方法类似。事实上,大多数的国家都是较为接近这两种理想型中的一种,而理想的纯粹类型在现实世界中并不存在。利普哈特的民主理论是一个将单一个案研究,发展具有相当适应性理论的典型例子,因为利普哈特确实成功地将他在研究荷兰时的发现,延伸为对世界上所有民主政体的分析研究。

      利普哈特早期主要研究对象是荷兰的个案,他试图解释尽管存在着深刻的宗教分歧,荷兰还是能保有长期的政治稳定记录的原因。利普哈特之所以关注政治稳定这个议题是与当时学术界的研究兴趣密不可分的。在20世纪50—60年代,已有学者就政治稳定与民主存续间关系和所需条件进行过争论,这个议题也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兴趣①,进而引发了三个相关议题的讨论。首先,为何一些先进的工业国家尽管恪守各种民主制度,还仍无法避免明显的政治不稳定现象出现?例如,德国魏玛共和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意大利等。其次,20世纪为何一些先进国家会放弃民主体制,而向威权政体转型?例如意大利、德国、西班牙和葡萄牙,为何法西斯主义能够影响这些国家?最后,为何在某些特定国家中会产生政治不稳定,并导致内战或无政府状态的出现?例如,北爱尔兰、西班牙和之后的黎巴嫩等。所以,政治稳定的概念在当时的比较政治议题中相当流行。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利普哈特开展了关于政治稳定和民主问题的研究。

      1968年,利普哈特所著的《协调的政治:荷兰的多元主义与民主》②这本书,开启了利普哈特对民主稳定条件和民主理论的研究,该书主张世界上存在着另一种不同于典型英美式民主的制度安排,此类体制称为“协和式民主”(Consociational Democracy)①,强调通过精英之间的协调,协和式民主可以和英美式民主一样保持政治上的稳定。在对荷兰进行个案研究的过程中,利普哈特注意到在荷兰这个宗教严重分离的国家中,不但没有明显的冲突而又确实存在相互合作,政府运行还极有效率。对此,利普哈特从所谓的“分歧框架”(Cleavage Framework)出发,此研究路径将政治视为社会结构的反映,高度的社会断裂状态会引发政治的不稳定性,甚至出现周期性的政府危机甚至政治暴力发生。在荷兰个案中,利普哈特认为荷兰具有三个“支柱”,即天主教、卡尔文教和世俗主义者,他们有效地将各团体原始成员间的互动进行了极小化控制,几乎所有荷兰的社会经济生活都是由这些“支柱”来组织。这样虽然缩小了团体成员间的冲突,但却阻绝了政治系统进行有效管理的可能性,这便需要团体间的合作。利普哈特发现,合作的确出现在荷兰政治的精英阶层之间,因此领导者才得以运作政治和经济系统。这种政治上的协合体系得以运作的原因在于,水平与垂直信任的存在,也就是说,在每个“支柱”中,大众与精英之间存在着垂直信任,从而使精英在彼此协商时有充分的自由度;在精英阶层中,精英间也存在充分的信任,使他们能够达成具有约束力的协定,虽然这样会造成精英间秘密和封闭的协商形式,但却被视为维持荷兰民主其他维度的必要条件。对于在荷兰的发现,利普哈特认为“荷兰的政治是协调的政治,也就是该国之所以成功的秘密。协调意味着当单一社会只存在最小幅度的一致性时,针对各种分歧性议题与冲突所采用的解决办法”②。

      随后,为详细阐述和介绍在荷兰个案中的重要发现和其所用的方法论,利普哈特同年又发表了《类型学与民主系统》一文。文中,利普哈特在综述当时国际学术界流行的比较政治学方法时发现,类型学方法在近代比较政治学研究中的应用相当广泛,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研究方法的传统依然契合。然而,奇怪的是类型学方法在当时广为关注的民主问题上的应用却较为少见。更确切地说,当时民主问题研究仅进行过大致的分类,相关次类型的分析等细致的工作却无人尝试,由此利普哈特萌发了以类型学方法对民主系统进行精细考察的想法①,并试图以此方法发展更具普遍意义的民主理论。从方法论意义上讲,利普哈特认为,在类型学分析过程中,政治系统须用两个或多个变量来做分类,接着再根据从这两个变量所获得的分数,置于不同的类别,或者说是由两个或更多的变量互动后而产生的分类系统。从这个意义上讲,类型学是将个案进行分类研究从而达成原初理论(prototheory)的方法。

      在利普哈特发展的民主系统分类中,他使用的两个变量为精英政治文化与大众政治文化的本质区别,在每个个案中,文化可能是异质或同质的。利普哈特根据精英与大众政治文化的这两个二分变量的互动发展了四种政治系统类型,如图2所示:利普哈特认为此四种类型为民主系统的基本形式,可进一步解释与预测系统中的行为。

      在利普哈特的类型学中,此原初理论主张系统中政治本质是由两个文化层次之间的互动,而非单独由任一层次所构成。举例而言,在瑞典的个案中,虽然其政治具有个殊性和国家特殊性,但以类型学的逻辑看,瑞典也可被理解为向心式政治的个案。就此而论,其政治便相当类似于其他类型的国家,如挪威和丹麦,并可视为同质性团体。①因此,这便是将比较政治由专有名词研究,推向以变量与国家分类为基础而完善理论的第一步。②从这个意义上讲,《类型学与民主系统》是利普哈特就其民主理论研究方法论的系统说明,并深刻影响着其后继的研究,甚至引导了当时政治学研究方法的潮流。

      在《协调的政治:荷兰的多元主义与民主》和《类型学与民主系统》中,利普哈特不仅搭建了协和民主理论的初步框架,注意到了英美式民主理论的固有缺陷。更为重要的是,利普哈特在以荷兰为单个个案的深入研究中,在类型学方法的佐助下发展出了“协和民主”的概念,印证了比较政治理论可藉由单一国家个案而发展的可行性,显示了其深厚的方法论功底和敏锐的观察力。

      (二)假设验证与多个案的实证研究

      从比较政治研究的一般途径来看,利普哈特早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背景描述(荷兰个案)和分类(类型学分析)两个步骤,完善的理论构建仍需要假设验证和最终达至预测目的两个步骤的实现。在这种方法论逻辑的指导下,利普哈特随后进入了假设验证的阶段。

      1977年,利普哈特在其《多元分歧社会中的民主》一书中将他的理论作出了更清晰的讨论③,其采用的主要方法是对“深度分歧社会”和“协和式机制”等一组比较性的概念更为精细的阐释。多元分歧社会的概念是对利普哈特提出的“分歧性是社会冲突的主因”这一理论假设的诠释①,即如果在族群、宗教或阶级分歧性上一个社会出现了大幅度的断裂状态,那么以多数原则为基础的民主制度将无法运作。利普哈特认为“协和式民主可藉由四种特征来界定,其中最首要的成分,是在多元分歧的社会中,所有重要团体的政治领袖所组成的联合内阁”②,协和机制的另外三种类型则分别是相互否决权、符合比例性和自治权,并随后在一些他认为具有协和式惯例的特殊国家进行了实证考察。

      从方法论意义上讲,利普哈特在1968年和1977年的工作主要是对自身理论所做的表述,关注于在这些所谓的特殊国家或单个案研究。利普哈特在其1984年的著作《民主政体:21个国家的多数民主与共识民主类型》一书中③,开始将其想法中的主要部分,集合成一套采用比较方法和类型学分析的完整体系,其中包括了所有的民主国家,将民主制度区分为两种类型:共识型民主与威斯敏斯特型民主,以最广泛的方式囊括了所有可能的民主国家。书中,利普哈特发展了九种特征以配合相关性探讨和比较研究,分别对威斯敏斯特民主与共识民主进行了类型界定,并在更大范围内进行实证研究,对其理论假设进行验证。

      1999年,利普哈特推出了迄今为止阐述其民主理论最为系统和全面的一本书《民主的模式:36个国家的政府形式和政府绩效》④,在书中,利普哈特系统考察了1945—1996年期间36个国家民主制度的运行,以此为基础划分了民主的两种模式类型,即多数民主和共识民主。随后,利普哈特以类型学方法,将36个国家置于一幅二维的民主概念图中,区别了民主的两个维度,即横向的行政—政党纬度和纵向的中央—地方关系纬度。根据这两个维度的标准,将多数民主和共识民主看做为二元对立的关系,并为二者设定了不同的制度指标(见表2)。

      从横向的行政—政党维度来看,多数民主模式政府体制表现为一党组阁,在议会—政府关系上表现强行政色彩,在政党制度上一般实行两党制,在选举制度上更多地采用多数选举制,利益集团制度则奉行多元主义;共识民主模式在政府体制上表现为多党联合政府,在议会—政府关系上表现一种平衡关系,在政党制度上一般实行多党制,在选举制度上更多地采用比例代表制,利益集团制度主要奉行合作主义。

      在纵向的中央—地方关系纬度上,多数民主模式主要是在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之中,一般采用一院制议会结构,奉行议会主权思想,以及柔性宪法(不成文宪法)和非独立的中央银行;共识民主模式主要是在联邦制的国家结构形式之中,立法权由两院共享,采用刚性宪法,有法定的司法审查,独立的中央银行。通过对不同国家民主程度的量化考察,利普哈特认为“共识民主”的国家表现出以下特征:多党联合组阁、行政权力与立法权力互相制衡、比例代表制、地方分权的联邦制、立法权由两院共享、法定的司法审查、独立的中央银行等,并最终得出“共识民主国家的绩效比多数民主国家更为突出,无论在哪个阶段、对哪些国家、采用哪种测量手段得到的结果都是如此”①的论断。至此,利普哈特完整地实现了由单一个案描述开始,通过类型学分析,再进行假设检测,最后发展出具有一定解释力的比较政治理论的过程(其过程和逻辑见图3)。

      “共识民主”理论自雏形显现到最终成熟,国际学界对其关注就不曾停止,支持赞扬者有之,也不乏激烈批评者,特别是利普哈特将多数民主和共识民主模式二元对立的做法,更是使“共识民主”理论成为众矢之的。当然,社会科学研究的性质决定了政治学很难发展出一种涵括所有的“完美理论”,从这个意义上讲,利普哈特最大的贡献在于向所有志在政治学研究的学者提供了一种发展理论的途径和方法,这才是我们需要学习和借鉴的关键所在。

      小结

      利普哈特“共识民主”理论自初步理论框架提出至最终成熟,跨度长达30年之久,实现了由单一个案发展的、适用范围较为狭窄的民主类型,到成为多个案范围更广的系统性、综合性民主理论,甚至有学者认为利普哈特民主理论体系是介于宏观理论和中层理论之间的一种重大理论突破。①更为重要的是,利普哈特向我们完整演示了如何使用类型学方法进行理论建构的一般途径。这对在方法论上仍然遵循着哲学思辨、经典解释、规范性定性研究、制度和机构描述与历史探索的方法②,而经验研究特别是定量方法应用严重缺乏③的中国政治学者提供了构建中国本土政治理论的有益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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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Arend Lijphart,Democracies: Patterns of Majoritarian and Consensus Government in Twenty-one Countries,New Haven,CT: Yale University Press,1984.

      [21]Arend Lijphart,Patterns of Democracy: Government Forms and Performance inThirtysix Countries,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99.

      [22]Alexander L. George and Andrew Bennett,Case Studies and Theory Development in the Social Sciences,Cambridge,Mass: MIT Press,2005.

      [23]Gabriel Almond,“Comparative Politics”,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Social Science,New York: Free Press,1966.

      [24]Gary King,Robert O. Keohane and Sidney Verba,Designing Social Inquiry: Scientific Inference in Qualitative Research,Princeton,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4.

      [25]John Gerring,“What Makes a Concept Good? A Criterial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Concept Formation in the Social Sciences”,Polity,31 ( 3) ,1999,pp. 357 -393.

      [26]John Gerring,Social Science Methodology: A Criterial Framework,Cambridge,Mas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

      [27]Paul F Lazarsfeld and Allen H. Barton,“Qualitative Measurement in the Social Sciences: Classification,Typologies,and Indices”,in The Policy Sciences,edited by Daniel Lerner and Harold D. Lasswell,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5,pp. 155 -192.

    作者简介

    姓名:邢瑞磊 工作单位: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孙志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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